前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呼吁中方“放下历史恩怨，和日本实现和解”。后脚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将于12月18-20日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托卡耶夫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 这两件事凑在一起，难免让人觉得仿佛东南亚国家都跟日本和好了，就中国还 “揪着历史不放”，显得不合群。 但其实这话忽略了关键前提，东南亚国家能跟日本 “翻篇”，根本不是一句简单的 “放下” 就能概括的，背后藏着一系列具体且特殊的条件，跟中国面对的情况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得说清楚，日本战后对东南亚国家确实做了实打实的 “弥补动作”。 从 1955 年到 1959 年，日本先后跟缅甸、菲律宾、印尼等国签订了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不是空口说白话。 1956 年日本跟菲律宾签的协议里，赔偿总额达 5.5 亿美元，分 20 年支付，还额外给了 2000 万美元的劳务赔偿和 2.5 亿美元的长期贷款；1958 年跟印尼达成的协议，赔偿 2.23 亿美元之外，还有 4 亿美元的私人贷款和投资；给缅甸的赔偿是 2 亿美元现金，后来还追加了 1.8 亿援助。 就连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法律上本没有战争赔偿资格的国家，也拿到了 “准赔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 817 万美元，泰国 2667 万美元。 更特别的是，这些赔偿大多不是现金支付，而是以日本的工业品、机械设备、劳务等形式兑现，还捆绑着长期的经济合作计划，表面上是弥补战争伤害，实际上也让日本的产品和资本顺利进入了东南亚市场，为双方后续的经济绑定埋下了伏笔。 再看历史认知层面，199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二战投降 50 周年纪念日发表了 “村山谈话”，这是日本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明确承认，过去由于国策错误，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且表达了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这份谈话虽然后来被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试图淡化甚至推翻，但毕竟留下了官方承认历史的书面依据，成为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开展关系的重要基础。 村山富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闯入别国就是侵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侵略战争，不承认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的反省。 而且当时日本内阁是三党联合执政，这份谈话经过了充分商议，以首相名义代表政府发表，严肃性和正式性在当时得到了亚洲各国的认可，后续几任日本政府都曾表示会继承 “村山谈话” 的精神，这让东南亚国家在历史问题上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基本前提。 更关键的是，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时间和方式，跟对中国的侵略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以菲律宾为例，日军 1942 年 1 月占领马尼拉，1945 年美军收复，占领时间不过三年多；印尼被日本占领的时间也是 1942 年到 1945 年，同样只有三年左右。 而且在这些地区，日本为了对抗原来的西方殖民者，还刻意搞了些 “支持独立” 的宣传和动作，比如扶持当地的独立运动势力，打着 “解放亚洲” 的幌子争取民心，这就导致这些国家的历史记忆变得很复杂，不完全是纯粹的侵略与被侵略的血债，反而有了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复杂底色。 但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持续了 14 年之久，期间制造了南京大屠杀、731 部队人体实验等无数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毁灭性的，这种深入骨髓的历史创伤，远非东南亚国家所能比拟。 战后几十年里，日本还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等方式，深度绑定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利益。 在泰国，1980 年代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支持东部沿海开发，吸引了汽车产业入驻，直接带动了当地制造业和贸易的繁荣；对其他东南亚国家，日本也通过投资建厂、技术转移、长期贷款等方式，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这种经济上的深度捆绑，让东南亚国家在处理对日关系时，不得不把现实的经济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历史问题在双方的利益权衡中，自然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些条件都是东南亚国家能够与日本 “实现和解” 的关键前提，它们的 “放下” 不是无条件的宽容，而是建立在日本的赔偿、官方历史表态、特殊的侵略背景以及深度经济绑定之上的。 而中国面对的情况，是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试图推翻 “村山谈话” 核心表述的现实，是 14 年抗战留下的深重创伤和无数遇难同胞的记忆。 所以，不能简单拿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要求中国，不同的历史遭遇、不同的现实条件，自然会有不同的历史态度，这从来不是 “合不合群” 的问题，而是对历史负责、对遇难同胞负责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