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文字狱，不是孤立惨案，而是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屠杀 乾隆朝文字狱，从来不是偶发的、孤立的冤狱惨案，而是一场绵延数十年、覆盖全国的系统性文化清洗，是皇权伸向思想领域最锋利的屠刀。上至朝廷大员、饱学鸿儒，下至乡野秀才、市井百姓，都可能因为一句诗、半阙词、一纸文稿，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剥开那些冠冕堂皇的“维护纲纪”说辞，字里行间全是血淋淋的专制与压迫。 江西举人王锡侯，只因觉得《康熙字典》篇幅浩繁、检索不便，便耗费心血自编《字贯》一书，意在方便后学查阅。这本纯粹的工具书，却因未避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名讳，被指“大逆不道”。乾隆帝亲自批示：“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最终，王锡侯被斩首示众，子孙七人被判斩立决，家中女眷尽数发配为奴，连参与校对、刊刻的工匠，以及当地未及时察觉的官员，都被牵连革职、流放。一本工具书，竟酿成数十口人的灭门惨祸。 浙江文人徐述夔，生前著有《一柱楼诗集》，诗中一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牵强附会为“壶儿”影射“胡儿”，暗含反清之意；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更是被曲解为“反清复明”的铁证。此时徐述夔早已病逝，乾隆帝却下旨“剖棺戮尸”，将其尸骨挖出挫骨扬灰。他的孙子徐食田，因收藏祖父诗集，被判处斩立决；为诗集作序的友人、刊刻诗集的书商，无一幸免。就连当地县令，因未能查出“逆书”，被处以“斩监候”，秋后问斩。人死之后，仍逃不过皇权的凌迟。 还有尹嘉铨，曾任大理寺卿，退休后为请求朝廷表彰其父尹会一，上书乾隆帝，奏折中自称“古稀老人”。殊不知，“古稀”二字早已被乾隆帝独占，御笔亲书“古稀天子”匾额。仅凭这一称谓，尹嘉铨便被扣上“僭越犯上”的罪名，随即被革职查办。官员从其家中搜出数百卷著作，断章取义摘出“为帝者师”等句，指斥他“狂妄悖逆”。最终，尹嘉铨被判绞刑，其著作被尽数焚毁，连刻版都被劈成柴薪。一句自称，竟成了催命符。 乾隆朝的文字狱，前后爆发一百三十余起，远超康熙、雍正两朝总和。无数典籍被付之一炬，无数文人被株连迫害。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屠杀里，文字不再是传承文明的载体，反而成了招灾惹祸的利刃。文人士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敢著书立说，不敢谈古论今，只能埋首于故纸堆中做些无关痛痒的考据。曾经百家争鸣的思想土壤，被皇权的铁蹄践踏得寸草不生，只留下一片万马齐喑的死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