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0日，黄帅在北京朝阳医院因病去世。 临终前，这位57岁的大学教师始终回避谈论那个让她13岁就家喻户晓的身份，"反潮流小英雄"。 病床上的她反复叮嘱家人，骨灰不要立碑，所有日记手稿全部捐赠档案馆。 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日记本，1973年深秋被摆到了北京某报社编辑桌上。 泛黄的纸页里，13岁的黄帅歪歪扭扭写着对班主任的不满："课堂上提问只叫成绩好的同学，作业本上的红叉总比别人多"。 这些孩子气的抱怨，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里，突然被赋予了"教育革命"的象征意义。 报社内部争论了三天，最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为题刊发，配文号召打破"师道尊严"。 报纸送到学校那天，黄帅正在早读。 教导主任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指着报纸上的铅字问"这是你写的？"她点头的瞬间，窗外已经围满了举着相机的记者。 接下来的半年，这个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坐着绿皮火车跑遍全国，在万人礼堂里念着别人写好的讲稿。 台下的掌声雷动时，她总会想起日记本里那句被删掉的话："其实王老师昨天还给我补了数学课"。 1976年深秋的一个傍晚，黄帅放学回家发现家门被红漆涂满了标语。 父亲单位的人正在院里搬家具，说"反潮流英雄"的父亲被罢免了职务。 母亲躲在厨房抹眼泪，煤炉上的铝锅烧得通红，忘了添水。 那天夜里，她把那本日记塞进床底的砖缝里，听见隔壁传来砸碎玻璃的声音。 此后三年，她每天上学都要绕开校门口的大字报栏，书包里永远藏着一把削铅笔的小刀。 1979年高考放榜那天，黄帅在胡同口的公告栏前站了两个小时。 当手指划过"北京工业大学"录取名单上自己的名字时，手心的汗把纸页洇出了一圈水渍。 大学四年，她总是第一个到自习室，最后一个离开。 有次同学翻到她笔记本扉页写着"知识能洗干净手上的泥"，她慌忙合上本子，却在抬头时撞见教授赞许的目光。 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回忆，这个总是穿蓝色工装的女生，借阅记录比男生还多。 38岁那年，黄帅站在了母校的讲台上。 她主讲的"教育社会学"选修课总是座无虚席，课上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却会在讲到"特殊年代的教育异化"时突然停顿。 有学生发现，她办公室的抽屉里锁着一个旧铁盒，里面整齐码放着当年的剪报。 2016年冬天，她在病床上整理书稿，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说："把这些资料留给学校吧，或许能让后来人明白，教育最该守护的是什么"。 学生们整理遗物时，在那个铁盒底层发现了泛黄的日记原件。 最后一页停留在1973年12月，铅笔字迹已经模糊："今天又去了人民大会堂，可是我更想念教室窗外的那棵白杨树"。 如今，这本日记安静躺在校史馆的玻璃柜里，旁边放着她晚年主编的《教育公平研究》，两本相隔四十年的著作，在射灯下泛着同样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