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原名李楚卿，1912年生于安徽桐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曾是前清举人，家道中落前，她读过私塾，能吟诗作画，还跟着留洋回来的姑姑学了英语和日语。16岁那年，父亲病逝，继母卷走家产，她带着年幼的弟弟流落到上海，为了糊口，不得不进了百乐门当舞女。她身段窈窕，嗓音清亮，跳舞时眼波流转，不到一年就成了百乐门的头牌，“上海舞后”的名头传遍十里洋场。那些军政要员、富商巨贾争相为她捧场，可没人知道，深夜里她总会对着父亲的旧照片落泪，心里藏着对体面生活的渴望，更藏着对乱世的无奈。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的炮火轰碎了上海的繁华。百乐门成了日军军官寻欢作乐的场所，李丽看着那些侵略者搂着中国女子嬉笑，看着街头百姓被肆意欺凌，父亲教过的“家国大义”四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在她心上。有一次，一个日本少佐酒后扬言，要把上海变成“大东亚共荣圈的模范城市”，还要调十艘运兵船从长江口登陆，增援前线。这句话让李丽心头一震，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场所，或许是获取情报的最佳渠道。 从那天起，李丽一改往日的疏离，开始主动接近日军高层。她陪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情报部部长松井石根出席宴会，听他们在酒酣耳热时谈论兵力部署；她跟着海军大佐山本五十六出入俱乐部，假装好奇打探军舰动向。每次陪睡后，她都要忍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适，在夜深人静时把听到的信息记在纸条上，藏在发髻的银簪里。她知道一旦暴露，不仅自己活不成，弟弟也会遭殃，可每次想到那些战死的士兵、流离失所的百姓，她就咬牙坚持下来。 1938年春，李丽从日军海军少将佐藤健一口中得知，十艘满载兵力和武器的运兵船将于当月十五日夜从吴淞口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增援武汉战场。她连夜把情报写在一张薄纸上，塞进弟弟上学用的铅笔盒夹层里，让他交给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表哥——那位表哥其实是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为了确保情报准确，她还故意在佐藤面前提起“长江口的暗礁多，夜间行船危险”，套出了具体的航行路线和护航兵力。 地下党接到情报后，立刻联系了新四军江南游击队。游击队在长江口的狼山附近设下埋伏，利用日军不熟悉水文的弱点，在航道上布置了水雷，还组织了数十条装满炸药的小木船。当月十五日深夜，当日本运兵船驶入伏击圈时，水雷爆炸，小木船冲向敌舰，火光映红了江面。经过一夜激战，十艘运兵船全部被击沉，船上两千多名日军葬身鱼腹，武汉会战的日军增援计划彻底泡汤。消息传来，李丽在百乐门的后台偷偷哭了，这是她第一次为胜利落泪，也是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牺牲有了意义。 抗战胜利后，没人记得她传递的情报，没人知道她击沉运兵船的功劳。那些曾经追捧她的人，转而骂她“汉奸”“卖国贼”，有人往她家门口扔石头，有人在百乐门门口贴标语，要求严惩她这个“日军的玩物”。弟弟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哭着问她为什么要做“汉奸”，李丽抱着弟弟，眼泪直流，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能解释，一旦说出自己是地下党的情报员，就会暴露更多潜伏人员的身份，那些还在暗处工作的同志，可能会因此遭遇不测。 1946年，国民政府开展“肃奸运动”，李丽被抓进了监狱。审讯时，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却也不肯透露情报工作的真相。地下党组织曾想办法营救她，可她拒绝了，她说：“我一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不能因为我毁了更多人的安全。”后来，在一位当年受过她帮助的地下党同志斡旋下，她被释放，但从此声名狼藉，再也不能回到百乐门，只能带着弟弟搬到上海的贫民窟，靠给人缝补衣服为生。 1963年，李丽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51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一批地下党档案的解密，她的事迹才被公开。人们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那个藏情报的银簪，还有一本日记，里面记录着她当年的挣扎与坚守：“我做的事，不求世人理解，只求对得起家国，对得起良心。”那些曾经骂过她的人，得知真相后无不羞愧落泪，而她用屈辱换来的胜利，早已被载入史册。 乱世之中，有人选择明哲保身，有人选择奋起反抗，而李丽用一种最屈辱、最危险的方式，践行了家国大义。她承受着世人的误解与唾骂，把个人名节抛在脑后，只为守护脚下的土地。这样的“汉奸”，其实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不该忘记那些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胜利付出了代价。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