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7年，17岁战士深山迷路时，在古庙遇一位51岁老道，便想留下来养伤，老道却说：”想活命，就快把手榴弹扔了！“ 17岁的王怀文，在古庙里和三个战友被逼到绝境时，手里攥着手榴弹，那是红军排长最后的尊严和防线，但那个守庙41年的51岁老道徐合德，看穿了这一切，直接说：“想活命，就把那东西扔了！” 在同一时期，安西南部的榆林窟，24岁的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也面临着“审视”，他身后躺了903个像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士兵，有的光脚泡在雪水里，有人怀里搂着电台却已冻僵。 51岁的道长郭元亨举着油灯，看着这位腰里别着手枪的指挥官，没看他脸，而是看向远处河滩——两万多人的西路军被打得山穷水尽，但他们带着长枪短炮，竟然没有一个人跨过庙门半步，更没人去碰殿里的神像。 在这乱世，拿着枪的人通常就是王法，但在这两座庙前，拿着枪的人，选择了最大的克制， 徐合德眼里的同情战胜了戒备，他看懂了王怀文松开引信时的无奈和坦诚，而郭元亨则被那河滩上的寂静震撼，他在道观住了十年，见过马家军，见过土匪，唯独没见过这般守规矩的“兵”。 门，终于完全敞开了。 这一开门，换来的是两份沉甸甸的“生死状”。 程世才的那份是写在纸上的。郭元亨搬空了道观的库房，一千斤面粉、三十斤胡麻油、二十只羊、一匹马，还有能救命的小麦四千斤。 程世才盯着这些足以让他这支残部活下去的物资，在小本子上撕下一页，用铅笔郑重写下：“革命成功后必还”。这不仅是一张借条，更是一个处于绝境的政党，对民间善意立下的最高承诺。 而王怀文的那份“生死状”，刻在了心里，为了不拖累三名战友归队，腿部重伤的他选择把自己“遗弃”在深山，他把生的希望推给战友，把死的风险留给自己。 徐合德看在眼里，那一刻他明白，这些红军不仅不抢不夺，甚至连命都可以互让。于是，他把王怀文背到了后山隐蔽的三清洞。 此后的日子里，这两座庙成了生与死的中转站。 在三清洞漆黑的岩壁下，徐合德成了王怀文的“医生”和“保姆”，没有药，就每日清晨上山采草药熬汁敷贴；没有粮，道长把省下的口粮熬成稀粥，一口一口喂进这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少年嘴里。 整整半个月，从伤口化脓高烧不退，到烧退结痂，那个曾经攥着手榴弹甚至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少年，终于在一位道士的悉心照料下，扔掉了戒备的心理防线，也远远地扔掉了那枚象征着“最后决绝”的手榴弹。 而在榆林窟，看着士兵们把救命粮搬上骡子，郭元亨只是把那张叠了四折的借条塞进道袍深处。他问那个年轻的军长：“带着铁疙瘩却不抢不夺，图啥？”程世才回答：“图个活法，让后面的人活得像个人。”这句回答，让这位见惯香客祈福的道长，第一次看到了比祈祷更坚硬的信仰。 但善意在乱世中往往伴随着代价。 就在程世才带着队伍消失在山口六年后，1943年的秋天，灾难降临到了郭元亨头上，那张被他藏在道袍里的借条虽然早已毁掉，但马家军还是在抽屉里翻出了蛛丝马迹。 整整三天三夜，郭元亨被吊在房梁上毒打，逼问红军的去向，这位道长咬碎了牙关，愣是没吐半个字。最后散尽家财，用三两黄金和一百块银元才捡回一条命。 而在另一座深山，王怀文也没能立刻等到光明的到来，徐合德教他扮成道童，识字掩盖口音，好不容易等到国共合作抗日想送他下山，却因路遇土匪盘缠被抢而折返。那句“机缘没到，再等一阵子”，一等就是十二年。 1949年，龙首堡解放，当已经两鬓斑白的王怀文看到战士帽子上的红五星时，泪水夺眶而出。他不需要再躲在道袍下了，后来虽被安排了工作，享受着革命伤残军人的待遇，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反哺那个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人。 这是一个关于两个道士和他们的庙的故事，王怀文照顾一个叫徐合德的老道士，送他米和面，照顾他的生活，直到徐合德去世，王怀文还亲自为他处理后事，送他最后一程。 有一张借条，上面写着老道士救了903条人命，但老道士并没有拿回物质回报，1961年，当郭元亨用粗糙的纸写信询问这段历史时，已经身居高位的程世才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他写了一封盖有公章的信回复郭元亨，并打了一个电话给省政府，证明老道士的善行，洗清了他的冤屈。 程世才临终前对他的孩子们说：“如果道长来要那张借条，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还。”而郭元亨晚年常常念叨：“他们拿着枪，却让我看到了人性。” 两扇庙门，两个道士，两支在绝境中的队伍，在1937年的风雪中，因为一个敢开门，一个守规矩，这种跨越信仰和阶层的善意，才最终穿越了半个世纪的硝烟，生根发芽。 信源:澎湃新闻守望长江英雄事 共忆宜昌抗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