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男子和朋友聚餐，深夜12点只剩男子，店家要求男子付1262元，他说没有钱，表示次日联系上朋友后再支付餐费，店家不同意选择报警，报警后男子联系组织聚餐朋友付款，对方说没有钱，无奈之下男子写下保证书，表示次日6点前付款，可第二天男子却说朋友没有给钱他，他又不是组织者，如果付了餐费，感觉他就是一个冤大头。 张先生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了，感觉也没有意思，打算离开，可服务员却拦住他，要求他付餐费。 张先生当时是懵的，以为自己听错了，自己这一桌不应该没有付钱啊！ 可再三确认，他这一桌确实没有付款，张先生不清楚怎么一回事，赶紧联系朋友，可对方根本不接他电话。 张先生那一刻有点后悔，他当时就不应该来这聚餐，朋友这么做也太不厚道了。 事发当天，张先生正在忙，他接到朋友的电话，对方说他叫了一些朋友一起聚聚，让张先生赶紧过来。 当时是5点多了，有些人已经陆续上桌了。张先生本来不想去的，可朋友说他们刚上桌，就等张先生了，还说不来就是不给面子。 朋友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先生觉得不去就是佛朋友的面子，只能勉为其难的去了。 到了餐馆，张先生才知道这次聚餐人挺多的，加上他一共10个人。 大家相互之间都认识，虽然算不上很熟，可一旦喝酒，就都称兄道弟了，席间大家推杯换盏，这顿饭吃得很痛快。 晚上10点多，有人开始离席，直到深夜12点，大家都走了，就只剩下张先生了。 张先生要离开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一桌还没有买单。 这饭局不是他组织的，不应该他付餐费，而且他也没有钱，于是跟服务员说明情况，还说他没有钱，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表示过后联系上朋友再付餐费。 这不是典型的霸王餐吗？服务员对张先生的话半信半疑，她也无权做主，于是找来老板郑先生。 郑先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他知道答应了张先生的要求，估计多半是收不回的，他可不想浪费时间费口舌，于是选择了报警。 民警来后给聚餐组织者打了电话，对方表示没钱，称给点时间去凑钱，随后挂掉电话。 然而过了一会，再次打电话过去，多方竟然关机了。 想要聚餐组织者那拿到钱估计是难了，而张先生作为他的朋友，也是聚餐参与者，而且他是最后一个走，郑先生不找他付钱找谁。 在民警的调解下，张先生写下了保证书，保证第二天下午6点前把餐费付了，并且把身份证压给了郑先生。 郑先生想着，身份证都压了，这笔钱拿回来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可郑先生等啊等，已经到了约定的6点，张先生并没有把钱转过来。 郑先生联系了他，可张先生表示他的朋友没有把钱给他，他没有办法付这笔餐费。 郑先生后来联系了张先生的朋友，可他就是一直不接电话。 郑先生也是无奈，自己是小本生意，这1262块迟迟没有到账，只能借助媒体的力量，于是把此事曝光。 张先生回应，组织聚餐的是另外一个人，目前他也联系不上，表示会尽量联系他，让他赶紧付款。 而他也坦言，他写下了保证书，向郑先生承诺了何时付餐费，后来却没有兑现承诺，他肯定是有一定的责任。 可他又不是聚餐发起人，要是把餐费付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冤大头。 张先生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不是聚餐组织者，而且他的朋友没有钱却组织大家吃饭，一旦张先生付了餐费，很有可能这笔钱追不回来。 但张先生吃饭却是最后一个人走，而且他也向郑先生承诺了付餐费，他应当履行约定。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虽然张先生是在无奈之下签下的保证书，可既然已经许下承诺，他就应该按照约定把餐费付了，否则就是违约，郑先生作为权益人，他可以起诉张先生要回这笔餐费。 可打官司费时费力，郑先生应该不会为了这一千多块钱而打官司，只希望张先生他们能够有点道德，把钱付了。 至于这笔钱餐费应该谁来付，就看当时他们有没有约定，有约定按照约定来，如果没有约定，一般就是谁组织者聚餐，谁就应该付这笔钱。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从张先生的说辞来看，他们内部应该没有约定大家分摊这笔餐费，那就应该由聚餐发起人承担。 没有钱请客就不应该组织聚餐，事后没钱付餐费很丢人，或者想要叫大家聚聚，可以事先提出大家平摊的建议，谁愿意来就来。 你们聚餐，费用是谁出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