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看到一个起底蒋介石罪恶的博主了，中国之所以能被日本侵略、蹂躏逾十年，与蒋介石的贪婪、自私、无能密不可分。蒋介石的无能让至少1000万的军民丧生日本的屠戮中，是中国抗战史的罪人！如果不是蒋介石的无能，日本也不会如此嚣张。 很多年以后，总有人试图把那段历史说得“圆润”一点，说成是条件受限、局势复杂、别无选择。 但只要真正翻过那些旧档案、读过当事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抽象，历史不是一句概括性的评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决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最后变成生或死。 站在最高位置的人，看待战争的方式，和前线士兵完全不同，对他来说，战场更像是一张随时可以调整的政治筹码表，而不是一条条正在流血的防线。 东北的迅速沦陷，并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没准备，而是在关键时刻，命令始终在犹豫，守还是不守、打还是不打，迟迟没有明确指向，前线等不到答复，只能原地耗着，最后等来的是被动失守。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发，后来在沿线、在一些并不出名的小城镇，同样的逻辑反复出现，部队已经接敌，却被要求“避免刺激局势”；已经具备反击条件，却被要求“再观察”。 这些词听起来克制、冷静，但在战场上，往往等同于放弃主动权。 从一些基层通信记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断裂，1941年初，皖南山区，通讯并未完全中断，电台还能使用，命令也能送达。 几次请求突围的电报，都得到了回复，但内容空洞，没有时间表，也没有具体方案，只是反复强调“服从统一部署”。 这种等待，在地图上只是延长了几条箭头，但在现实中，是一支支部队被压缩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 最后那道“自行突围”的命令下达时，包围圈已经合拢，突围成了各自为战，建制被打散，伤员无法转移，很多人甚至来不及知道隔壁部队的情况。 事后在现场找到的东西很零碎：没用完的弹夹、写到一半的家书、被雨水泡皱的名册，这些东西比任何总结报告都更直观。 如果说“等待”是一种消极的消耗，那么所谓“精细调控”，对前线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折磨。 南京保卫战期间，部队部署反复调整，但调整的依据更多是政治层面的考量，兵力被分散使用，没有明确的主防方向，也缺乏预备队。 一些基层军官后来回忆，当时最大的困惑不是敌人在哪，而是不知道撤退命令什么时候会来，甚至会不会来。 类似的情况，在1938年夏天的某个江边小镇再次出现，上级要求坚守三天，但弹药配给却按两天计算。 炮兵阵地已经就位，却在关键时刻被告知暂不使用，以免“扩大事态”，步兵只能用有限的火力硬扛，等到阵地被突破，再被要求“有序后撤”。 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兵的勇敢反而显得廉价，很多人并不是怕死，而是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有条件，却不能打。 一名基层通讯兵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弟兄们不是退，是被拽着不让动。”这句话没有情绪，但字迹明显发抖。 同时，后方的资源流向，也在无声地削弱前线，缴获的物资被集中调走，理由是统一分配；军饷延迟发放，却在城市里变成了房地产和银行存款。 士兵们未必知道具体数字，但他们能感觉到差别——前线越来越紧，后方却越来越稳，当撤退真正开始时，这种差别就被彻底放大。 在一些渡口，本该优先转移的伤员被留在岸上，船只却先装上了文件箱和随行人员，没有公开命令，也没有解释，只是默认的顺序，担架兵站在水边，既不敢拦，也不敢问，那种场面，不是混乱，而是一种冷静的选择。 一名士兵在信中提到，他看到这一幕后，第一次对“胜利”这个词产生了怀疑，他告诉家里，如果真的回不去，不用寄白布来，“这种死法不值”。 后来有人为这些决定辩解，说当时国力有限、别无选择，但从留下的材料来看，很多失败并不是被迫接受的结果，而是长期优先级错位的必然结局。 敌人当然强大，但更致命的，是内部始终把政治安全放在军事成败之前，档案里曾出现过这样一句话：“先稳地方，再谈对外。” 这不是战术语言，更像是心理写照，对老蒋来说，战争的输赢可以调整，但权力的稳固不能动摇。 多年后，有人整理旧资料时，发现长辈曾刻意划掉某些名字，他不是不记得，而是不愿让仇恨代替判断，但无论名字是否被划去，那些因为犹豫、算计和私心而付出的生命，并不会因此消失。 这并不是艰难抉择，而是一种彻底的辜负，历史不需要夸张的控诉，只要把事情原样摆出来，就足够让人明白：当一个决策者把个人位置看得高于民族生存时，所有的牺牲，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