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冬，上海码头苦力刘三遭劫。歹徒抢了他给娘抓药的一块银元，又把他千辛万

民国二十三年冬，上海码头苦力刘三遭劫。歹徒抢了他给娘抓药的一块银元，又把他千辛万苦换来的两个白面馒头扔进阴沟。刘三看着馒头的去处，拍拍身上的灰，对扬长而去的背影说：“财去人安乐。” 那天，刘三扛完最后一包南洋米，工头往他掌心拍了两块银元。码头风大，吹得他破褂子贴在嶙峋的肋骨上。他把其中一块银元咬在齿间试了真假，另一块小心翼翼裹进腰间最里层的破布——那是给娘抓药的钱。 从十六铺码头到闸北的棚户区，要穿过法租界的三条马路。刘三贴着墙根走，像条灰扑扑的影子。怀里两个还温热的馒头，是他用中午半个窝头跟伙房换的，娘已经三个月没尝过白面的滋味了。 就在霞飞路转角，他撞上了一堵人墙。 三个穿着黑绸衫的汉子围住了他。为首的那个脸上有刀疤，手指上戴着的金戒指在路灯下反着光。 “借点钱花花，兄弟。”刀疤脸说得客气，手已经伸向刘三鼓囊囊的腰间。 刘三的第一反应不是护钱，而是猛然举起双手，右手掌心向上摊着那块咬过的银元，左手则把两个馒头高高擎起，像捧着什么圣物。油纸包散开了，馒头的麦香在潮湿的空气里飘出来。 “大哥，钱您拿走。”刘三的声音出奇地平静，甚至带着点讨好，“这馒头……是给我娘的。她瘫在床上三年了，就念叨这口。” 刀疤脸愣了一下，夺过银元掂了掂，目光在那两个白面馒头上停了片刻。另外两人开始搜身，摸遍刘三全身每处补丁，除了几枚生锈的铜板，再无所获。 “穷鬼。”刀疤脸啐了一口，把银元揣进怀里，转身要走时，突然回手抢过了刘三左手的馒头。他看着刘三瞬间煞白的脸，咧嘴笑了，把馒头掰开，随手扔进了路边的阴沟。 三个人的笑声在弄堂里回荡着远去。 刘三站在原地，保持着双手高举的姿势。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青石板上微微颤抖。 他慢慢放下手，没有去看阴沟，而是蹲下身，把散落的油纸一片片捡起来，叠好，塞回怀里。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对着空无一人的街口，很轻很轻地说： “财去人安乐。” 这句话后来成了十六铺码头苦力间的俚语。当谁被扣了工钱、丢了活计，或者遭了地痞勒索，总会苦笑着说出这五个字，仿佛一句咒语，能消解所有不平。 但说这话的人不知道，那天刘三在阴沟边站了多久。他不知道刘三如何借遍整个棚户区，才凑够第二剂药钱；不知道刘三如何编造“银元被风吹进黄浦江”的谎言，跪在娘病榻前；更不会知道，此后三年，刘三每天绕行多走五里路，只为避开那个转角。 民国廿三年的上海，码头苦力扛一包百斤大米，报酬是五个铜板。一块银元值三百铜板，是一个壮劳力不吃不喝干两个月的血汗。而两个白面馒头值六个铜板，对刘三娘来说，那是儿子口中“今天东家打赏”的体面，是久病中唯一能唤起食欲的东西。 当时租界巡捕房的报案簿上，“苦力遭劫”的记载凤毛麟角。这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太多人知道规矩：巡捕来了先收“报案费”，金额往往超过被抢的数目；即便立案，那些穿黑绸衫的多半与巡捕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苦力们更怕的是耽误明天的工，码头每天天不亮就派活，迟到一次，三天没工开。 所以当刘三终于回到棚户，把借来的药和剩下一块银元放在娘枕边时，隔壁王婶只当他回来晚了，顺口问了句：“今天工钱发了吧？” “发了。”刘三答得自然，转身去生火煮粥。煤油灯的光晕里，他数铜板的手指很稳，一个都没数错。 很多年后，当“财去人安乐”成为码头文化的一部分在茶摊酒肆流传时，老工人们讲得眉飞色舞，年轻听众听得啧啧称奇。那些笑声里，没有人问过这句话第一次被说出时的场景，没有人计算过一个馒头需要扛多少包米，更不会有人想起，在那个转角，一个人如何用最卑微的姿态，守护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病榻前最后一点可怜的体面，绝望生活中尚存的一丝暖意。 只能说，苦力的豁达从来不是洒脱，而是深渊边上的人，用全身力气维持平衡的本能。那些被传成“江湖智慧”的俚语，背后藏着的，是无数个刘三在时代洪流中，用沉默和弯腰换来的、关于生存的最低限度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