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海滩执行枪决，还打了他五枪，但都没有命中要害，到了半夜，他被雨水淋醒了！ 1930年7月31日的那个深夜，厦门海滩上横陈着两具早已“死透”的躯体，对于执行枪决的国民党特务来说，任务已经结束了，那一夜的子弹打得很阔绰，每人五发，枪枪到肉，按照惯例，收尸是明天早上的事，刽子手们确信没人能身中五枪还能活命。 于是也就放心地回去睡觉，把这一片狼藉留给了深夜的涨潮和暴雨，就在这冰冷的雨水冲刷下，其中一具“尸体”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十九岁的傅有智是在剧痛和冷战中醒来的，那一刻他大概也有些恍惚，不知道这里是地狱还是人间。 那五颗子弹极其诡异地在他的身上穿出洞口，脸上、脖颈、肩膀、腋下，血肉模糊，却偏偏全部避开了致命的心脏和要害，被大雨浇醒后，求生的本能瞬间压倒了身体的破碎感，他几乎是用挪动的方式，磨断了捆绑手脚的绳索。 然后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且冷静的决定：他爬向了旁边那位真正牺牲的同志，脱下了对方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以此制造自己已经死亡或有人逃脱的假象，甚至完成了一种无声的身份“交接”。 借着夜色掩护，这个早已被判了死刑的年轻人踉踉跄跄地摸索到沙滩边，也是命不该绝，一位好心的老艄公不管什么晦气不晦气，硬是把浑身血洞的他摆渡到了鼓浪屿，送进了熟人“三嫂”的家里。 接下来的那一周，傅有智基本是在高烧和胡话中度过的，三嫂给他清创、敷药、请大夫，看着这个年轻人整夜翻来覆去地与死神拉锯，谁也没想到，这个身上留着五个弹孔的人，竟然真的硬生生挺过来了。 这听起来像个荒诞的传说，但傅有智被拉去刑场的缘由，本身就充满了一种黑色的宿命感，时间倒回到出事前几天，他其实刚从上海回来，满心想着的是回安溪老家探望父母，那天走在厦门街道上，他纯粹就是个过路人，压根不知道这地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时的福建中共组织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矛头直指盐税局的不公，这原本是一场为民请命的代表大会，结果因为出了叛徒，消息径直漏给了国民党特务，特务们并没有马上收网，而是像鳄鱼一样潜伏在预定的聚会点周围。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外地返乡的傅有智闯进了包围圈，也是运气实在太差，特务那一搜身，正好搜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共产党刊物，这下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在阴暗逼仄的审讯室里，面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反动派其实并不清楚他在组织里具体是什么角色。 更不知道他和这次盐税局抗议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他们只认一样东西：口供，威逼利诱的手段轮番上阵，一边把烧红的刑具摆在旁边，一边又换上一副伪善的面孔画大饼，许诺只要招供就能享受“党国优待”，免受皮肉之苦还能升官发财。 但让特务们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学生伢子，嘴巴却像焊死了一样，几天的严刑拷打下来，除了身上的伤越来越重，敌人想要的核心机密半个字都没抠出来，既查不清他的具体底细，又撬不开嘴，气急败坏的特务头子这才不想浪费时间。 大笔一挥就把他送上了那辆开往海滩刑场的死亡囚车，在鼓浪屿三嫂家中，刚刚退烧清醒过来的傅有智，身体还极其虚弱，但脑子却异常清醒，他心里很明白，只要国民党发现海滩上的尸体有问题，立刻就会满城搜捕，这里多待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不管三嫂如何苦劝让他再养两天，他还是执意要走，第二天天还没亮，在这个几乎等于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清晨，他带着三嫂塞的干粮和钱，再次登上了前往安溪的船，照理说，一个人死里逃生过一次，多少会生出些退隐避祸的念头。 毕竟那可是实打实的五颗子弹穿身而过，但傅有智似乎把这条命当成了捡来的筹码，既然没死，那就继续要把这点“火种”撒出去，回到泉州老家后，他非但没有隐姓埋名，反而像是要把没做完的事加倍补上。 他在当地迅速把革命队伍拉了起来，那些星星之火在他手里迅速铺开，这种燎原之势甚至比他第一次被捕前还要猛烈，让当地的反动派再度陷入了恐慌，只是命运并不总会眷顾同一个人两次。 仅仅两年后，在他把革命根据地搞得风生水起时，特务和内鬼的联合绞杀再次降临，这一次，没有暴雨，也没有避开要害的奇迹。 1932年，在第二次走上刑场时，傅有智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22岁，那个曾经骗过了死神的年轻人，最终还是把那条奇迹般捡回来的命，彻底交给了他信仰的事业。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2024-09-11——傅有智：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