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在日本抛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挖野菜养大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国家顶尖栋梁。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连夜返回中国投身抗日，把相伴二十一年的佐藤富子和五个年幼的孩子丢在了战火纷飞的日本。 那时候的日本刚经历空袭洗礼，和平国富损失了四分之一，街头全是失业者和饥民，很多人靠着挖野菜、卖废墟里的破烂活命。 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搬到福冈当铺仓库的楼上，屋顶漏雨就用塑料布糊住，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们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挤在榻榻米上取暖。 为了凑学费，她天不亮就去山里挖蕨菜、摘蒲公英，回来煮成稀汤给孩子当早饭，自己啃两个硬邦邦的橡子面窝头就去工厂做零活，手指被机器轧出伤口，随便裹块破布又接着干。 长子郭和夫记得，小学时的课本都是母亲用废纸装订的，他和弟弟妹妹放学就去捡啤酒瓶换钱，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鼻孔里全是黑灰。 1948年，佐藤富子冲破日本方面的阻碍来到中国，这距离她被郭沫若抛下已有11年。 一年后，她正式加入中国国籍，此后长期定居上海，曾住在多伦路的老弄堂里。 这个曾靠挖野菜度日的母亲，在中国依旧没闲着，凭借早年学医的基础，她常帮邻居照看生病的孩子，还在弄堂里支起简易小黑板，教附近的工人子弟学日语，甚至协助相关部门翻译过不少日文技术资料，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这片土地。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五个孩子却一个个拼出了新天地。 长子郭和夫1941年从京都大学应用化学科毕业，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牵头研究的页岩油精制技术，让东北丰富的页岩油变成了可用的工业原料，牵头合成的分子筛直接催生了我国第一个分子筛生产厂，1978年拿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后来还当选了四届人大代表。 次子郭博走了建筑路，1965年设计的上海“麻腮风大楼”，在当时是长宁区最高的建筑，后来还参与了不少工业遗存的改造项目，成了业内知名的建筑师。 三子郭复生专攻机械工程，在新中国初期的重工业建设中，他主导的机床改良技术让生产效率提升了三成多。 女儿郭淑瑀在教育领域深耕，培养出的学生里有十多个成了高校教授。 最小的儿子郭志鸿更是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教出的弟子多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 孩子们虽忙得脚不沾地，却没一个敢忘了娘。郭和夫在大连搞研究，隔三差五就往上海寄东北的小米，知道娘牙口不好，特意让人磨得细细的；郭博设计大楼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娘的老房子加个朝南的阳台，说让她冬天晒太阳舒服。 佐藤富子倒不图这些，依旧在弄堂里忙活，邻居家孩子发烧，她半夜披着衣服就去帮忙物理降温；街道上要翻译日文的技术手册，她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抠，一分酬劳都不肯要，说“能为中国做点事，比啥都强”。 1978年郭沫若去世，孩子们问她要不要去北京，她摇了摇头，指着墙上孩子们的奖状说：“我守着这些就够了。”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她还是改不了节俭的毛病，衣服补丁摞补丁，买菜总挑快收摊的便宜菜，可听说灾区缺物资，她二话不说就把攒的养老钱捐出去。 1994年她病重，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要为国家做件实事，临终前特意嘱咐孩子们，把她一辈子攒下的500万日元全捐给了国家，说这是她对第二故乡的心意。 1995年佐藤富子走的时候，五个孩子都守在床边。街坊邻居全来送她，说这日本老太太比亲人还亲。 你说怪不怪，当年被丈夫抛下，一个人带着五个娃在绝境里挣扎，没一句抱怨，反倒把孩子都教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自己最后还把所有积蓄都留了下来。 这老太太这辈子没享过几天福，却把最宝贵的东西——善良和坚韧，都留给了孩子，也留给了这片她认准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