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舜琴跑到上海与丈夫团聚，可是夫妻俩过了没多久，她就常常夜里跑到邻居梁实秋家求安慰，气得梁实秋的妻子破口大骂！
那时的时代光华书院，傍晚的梧桐叶总落在走廊的青砖上，张舜琴抱着刚买的法租界面包往宿舍走，脚步却越来越沉——她知道，罗隆基大概率又在书房里“会客”，而那所谓的“客人”，十有八九是围着他打转的女学生。
罗隆基是书院最年轻的政治学教授，留美博士的头衔让他走到哪都带着光环，可只有张舜琴清楚，这个口口声声“追求自由”的男人，把家里的空气都变得冰冷。她从英国带回的法律书籍还堆在床头，那些关于“平等”的条文，在丈夫这里成了废纸。
第一次觉得不对劲，是她提前下课去讲堂接他。隔着玻璃窗，看见他正给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生递钢笔，指尖擦过对方手背时，嘴角的笑比讲“天赋人权”时还温柔。她站在桂花树下，直到上课铃响才挪步，手里的油纸袋被攥得变了形——里面是他念叨了三天的苏打饼，他说配红茶最解乏。
她试着问过一次，“那位同学是研究宪法的？”罗隆基正对着镜子梳头发，头也没抬：“学生请教问题，你别小题大做。”后来她又在他西装口袋里翻到过电影票根，两张，座位连号，不是她的名字。她去找梁实秋的妻子诉苦，对方给她剥橘子：“男人的嘴，书生的笔，最会骗人。”她把橘子皮撕成条，没说话。
真正的爆发在那年冬天。厨房的煤炉灭了，她冻得手通红，想让他帮忙换个新炉子，他却嫌她“没有独立精神”，争执间挥手打在她耳朵上。夜里她捂着耳朵跑到梁家，梁夫人隔着门就骂：“姓罗的连狗都不如！”这话像长了翅膀，第二天教员休息室里，有人说“罗博士的自由，是打老婆的自由”。
有人替他辩白，说“新派人物都这样，婚姻本就是枷锁”。可张舜琴记得，她父亲在新加坡办橡胶厂，虽没留过洋，却从没对母亲动过手。所谓的“进步”，或许只是自私的遮羞布。
那时上海的知识分子圈正流行“自由恋爱”，可太多人学了皮毛——学西方的“个性解放”，却丢了传统的“责任担当”。罗隆基不是个例，有些教授甚至公开带着情人出入社交场合，美其名曰“冲破礼教”。这种对西方思想的片面模仿，让多少像张舜琴这样的女性，成了“进步”的祭品？
1931年她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走那天没带走罗隆基送的任何东西，包括那本他签名的《政治思想史》。后来听说他又和报社女记者同居，再后来去了重庆，依旧在“自由”的名义下换着伴侣。而她在法租界找了份律师助理的工作，自己租房子，窗台上摆着从英国带回来的风信子，每年春天都开花。
多年后梁实秋写“人心若无归处，处处皆流浪”，有人说写的是张舜琴，那个总在夜里敲邻居门的女人；也有人说写的是罗隆基，那个一生追求自由，却连家都留不住的男人。或许，真正的自由从不是放纵，而是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可惜，那个年代的很多人，到最后都没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