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67年，开国少将钟伟被人装进麻袋，被装进麻袋中，半个多小时后，他连人带麻袋被丢进江中，拼命挣扎才挣脱了麻袋，游到江对岸后，钟副厅长打去电话，讲：“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你们来抓我呀！ 作为在水边长大的湖南人，即便被扔进绝境，钟伟也并未坐以待毙，他在战场上养成的机警救了他一命——被抓前特意藏在鞋底的小刀划开了麻袋，而在窒息的瞬间，他忍着剧痛咬破绳索、撕破袋子，游到了对岸。 这不是钟伟第一次“玩命”，却是他一生中最悲凉的一次突围，这个浑身湿透、满脸血污的老人，曾是开国少将，北京军区曾经的参谋长，而此刻，他唯一的武器，只有那一身打不断的傲骨。 他之所以落到被人装麻袋沉江的地步，根源还得追溯到1959年的那个夏天，那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庐山会议，当时会场的风向骤变，所有矛头都指向了彭德怀，为了自保，为了划清界限，不少人选择了沉默，甚至落井下石。 当有人在会上声色俱厉地指控彭德怀在长征途中枪毙红军干部、搞“军事俱乐部”时，坐在后排的钟伟“蹭”地站了起来，那个瞬间，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坐在旁边的好友杨勇上将大概预感到了什么，拼命拽他的衣角试图阻止，但根本拉不住这头被激怒的狮子。 钟伟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声音震得茶杯乱颤：“纯属胡说！枪毙逃兵那事是我干的，当时是我下的命令，跟彭总有什么关系？如果要算账，就算我一个！把我的头拿去！” 在那个只要顺势踩上一脚就能保全平安的关口，钟伟却选择把别人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揽，他不是不懂政治，他只是容不得哪怕半点脏水泼在战友身上。 他眼里的黄克诚、彭德怀，不仅是上级，更是有着过命交情的兄长，当年他重病濒死，是黄克诚像父母照顾子女一样，派人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份恩义让他根本学不会弯腰。 但这几句真话的代价是惨痛的，会议之后，钟伟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头顶着“彭黄死党”的帽子，他被剥夺了军权，从繁华的北京被一脚踢到了安徽，成了农垦厅的一名副厅长，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到管农田水利的“罪人”，这种巨大的落差足以击垮任何人，但钟伟默默接受了。 如果你翻开1947年的东北战局记录，或许就能理解这种“疯劲”从何而来，那是著名的“三下江南”战役，钟伟当时是二纵五师师长，面对眼皮子底下靠山屯的一股国民党精锐，他接到的命令却是立刻南下配合主力。 军令如山，稍微懂点规矩的人都知道违抗命令意味着什么，但钟伟把望远镜一摔，当场拍板：“打！这仗非打不可！” 面对上级派来监督命令执行的参谋，钟伟吼出了那句让他名震四野的话：“就说我钟伟造反了！打错了头杀我的头，打赢了处分我一个！” 那是一场在冰天雪地里的血战，为了围歼敌人，他在阵地上饿了就啃几口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冻窝头，那场仗他赢了，而且赢得极其漂亮，直接打乱了敌军部署，事后林彪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破格提拔他为十二纵队司令，感叹“要的就是这样的猛将”。 然而，也就是那几口带着冰碴子的冻窝头，让他的胃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文革结束后，虽然正义迟到了很久，但终究还是来了，1980年12月24日，中央为钟伟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待遇，这位一生都在“冲锋”的老将军，第一反应竟然是给老上级黄克诚写信，请求重回部队，还想再带兵打仗。 黄克诚的回绝既残忍又温情：“你的身体，若再打仗我们还是会找你，但现在，你该好好休息了。” 是的，他真的老了，也病了，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保姆常常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干瘦的老人，手里拿着放大镜，整天趴在一张泛黄的旧地图上发呆，地图上被摩挲得最破旧的地方，正是东北的“靠山屯”。 因为严重的胃病，他吃饭时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干硬的米粒偶尔会掉落在地图上，正好落在那片当年的战场附近。那几粒掉落的饭粒，和他那个早已老旧的放大镜一起，成了这位战将最后的“阵地”。 1984年6月24日，73岁的钟伟走到人生尽头，直到最后一刻，他的遗嘱依然像他当年拍桌子骂娘一样干脆利落：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挂挽联，骨灰不进八宝山，直接撒回平江起义的老家。 他这辈子，硬了一生，从不屑于为了活着而讨好谁，在1967年的那个江边夜晚，他对着电话喊出的那句“我是钟伟”，不仅是他在对造反派宣战，也是他留给那个荒诞时代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参考：澎湃新闻开国将军钟伟的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