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她们哭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这个男人叫罗健夫，才47岁，是航天工业部771所的工程师，一个把命都交给国家科研的“傻子”。谁能想到，这个全身癌细胞已经扩散两年多的人，直到去世前三个月，还在实验室里趴在桌上画图纸。 没人知道，罗健夫这两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起初只是偶尔腰酸背痛，他没当回事，只当是熬夜画图累的，随便找医务室拿点止疼片，嚼两片就接着扎进实验室。后来疼得越来越频繁，夜里翻个身都能疼醒，他就找块毛巾裹着腰，趴在桌上硬扛，实在撑不住了就靠在椅子上眯十分钟，眼里却还盯着桌上没画完的电路图纸。同事们见他脸色越来越差，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都劝他去大医院查查，他总笑着打岔，说项目正到关键时候，耽误一天都可能影响进度，国家等着用这项技术，自己这点不舒服不算啥。 罗健夫这辈子，满脑子都是国家的科研事业。1959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科研一线，扎根航天工业部771所，一头扎进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发里。那个年代，我国集成电路技术远远落后于国外，核心资料稀缺，实验设备简陋，很多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摸索。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把宿舍搬到了实验室隔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查资料、做实验，夜里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连轴转。实验失败一次又一次，元器件烧了一批又一批，他从没气馁过，把每次失败的经验都仔细记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本，页面上还沾着不少实验残留的焊锡痕迹。 他对科研抠得细，对自己却格外苛刻。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补丁摞着补丁，却从没抱怨过；食堂吃饭总捡最便宜的素菜，省下的钱全用来买科研相关的书籍和元器件；单位发的福利补贴，他大多分给了团队里的年轻同事，说年轻人家里负担重，自己够用就行。家人劝他多顾着点身体，别太拼，他总觉得亏欠工作太多，亏欠国家太多。孩子想让他陪着去公园玩，他答应了一次又一次，却总因为临时有实验任务爽约，直到孩子长大，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大多是在实验室伏案工作的样子。妻子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偷偷哭了无数次，硬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可查出癌症晚期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都忍不住惋惜，说要是早来半年，或许还有希望。 即便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罗健夫最惦记的还是没完成的科研项目。住院期间，他偷偷找同事把图纸和资料带到病房，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就趴在病床上修改方案，手疼得握不住笔，就用胶带把笔绑在手上，一笔一划慢慢画。医生发现后严厉劝阻，说他这样会加速病情恶化，他却拉着医生的手恳求，说这项技术对我国航天事业太重要了，多做一点，后续团队就能少走点弯路，国家就能早一天用上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去世前三个月，身体已经虚弱到走不动路，他就让家人用轮椅把自己推到实验室，趴在熟悉的桌子上，看着团队成员做实验，一遍遍叮嘱关键技术要点，直到意识模糊，嘴里念叨的还是图纸上的参数。 罗健夫用一辈子的坚守，攻克了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发的多项关键技术，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他研发的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我国卫星、导弹等航天装备的研制，为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从没追求过名利，单位多次要给他评先进、涨工资，都被他婉拒，说成绩是团队一起拼出来的，荣誉该给年轻人。直到他去世后，同事们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满满一箱子科研笔记和获奖证书，还有他没来得及看完的专业书籍，扉页上写着“为国奉献，此生无悔”八个字，字迹有力，藏着他对国家的赤诚与热爱。 世人说他傻，傻到不顾身体拼科研，傻到放弃名利守清贫，可这份“傻”，是最珍贵的家国情怀，是最动人的责任担当。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罗健夫这样的科研工作者，默默扎根一线，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国家，才换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才有了如今的岁月静好。他们不是傻子，是真正的民族脊梁，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