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712.5万英镑。这个数字放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意味着什么呢？ 当时，像达尔文故居那样带花园的顶级豪宅，2000英镑就能买到。 而几十年后，在汇丰银行的私人账户里，竟然有一位大清王爷的钱足以买下三千多栋这样的豪宅。这里面藏的可不是大清国库的钱，而是属于奕劻个人的私房财产。 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个儿子的孙子，也是晚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他把整个大清朝当成了自家的大卖场，早在泰坦尼克号撞冰山之前，他就悄悄为自己准备好了黄金打造的“救生艇”。 要弄明白这笔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收入六分之一的巨款怎么来的，就得先看看奕劻的王府。 在京城的民间舆论中，奕劻的府邸被戏称为“老庆记公司”。这名字听起来是讽刺，但背后完全写实：在这里，官位就像商品一样挂在货架上。想当巡抚？起步价10万两； 看上了尚书的职位？ 没有30万两，别想碰它。如果是像盛宣怀这样的“大肥羊”，价格直接被抬到60万两。奕劻的王府甚至有一套熟练到极致的“收银流程”。当有人把装着银票的信封递上来，口里喊着“万万不可”，手里却自然地把银票塞进坐垫下方，这里藏的，就是大清衰败的根源。 连王府门口的门房也不是免费进的：无论官职大小，想见王爷，先交32两银子的“门包费”，少一分都不行。这种形式的敛财游戏在奕劻手里被玩到了顶点。而真正让他在官场里“封神”的，是他和袁世凯的联盟。1903年，权臣荣禄去世，袁世凯为了稳住局势，派心腹送去10万两银票，理由包装得巧妙——“给王爷的一点茶水费，给太监买果子吃”。 从此，奕劻和袁世凯成了铁杆盟友，后者甚至和奕劻的儿子载振结成兄弟。 到了1908年奕劻七十大寿，这场敛财达到了高潮。王府里专门设了“福、禄、寿、喜”四本账册登记礼金，仅现金一项就收了五十多万两，更别提珠宝、古玩等价值连城的礼物。而在王府外，辛丑条约下的巨额赔款压迫下，南方百姓却有家家投水自尽的惨状。奕劻能赚这么多钱，并不只是运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掌握了高明的“洗钱技巧”。 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打得火热时，奕劻就敏锐地嗅到了“变天”的气息。他不再像过去的土财主那样把银子埋在家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英国的汇丰银行。汇丰的特点是“不向清政府报账，客户保密”，这正合奕劻的心意。他甚至用假名开设账户，并压低利息，只为把巨款安全搬进这个“避风港”。 这套体系确实经受住了考验。当时御史蒋式瑆听说奕劻在汇丰存了120万两金条，上奏要求充公，结果慈禧派人去调查，汇丰直接耍了手段：第一天说周日休息，拖延时间；第二天干脆以“保护客户隐私”为由拒绝查账。 为了平息这次风波，奕劻甚至分出一半存款打点银行内部关键人物。结果，钱丝毫未受影响，敢于直言的御史反而被撤职。 讽刺的是，这些从大清榨取来的民脂民膏，最终成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912年，当王朝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奕劻手握巨额贿款和资源，却站在御前会议上推动“共和”，冷眼看着隆裕太后痛哭，逼宫退位，理由冠冕堂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把自己铺好了退路——伦敦的安全账户——却亲手将养育他的王朝推下悬崖。 1918年，他在天津租界病逝，带着“密”的谥号——意指“追补前过”，也没能带走那些带血的财富。据说，因儿子载振挥霍无度以及随后战乱，那些存放在英国银行的巨款，要么因一战被冻结，要么被通货膨胀吞没，最终消失在历史迷雾中，没留给国家一分一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