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董竹君本是上海贫民家的女儿，13岁被抵押进青楼做清倌人，一手评弹唱得婉转，却也让她看透了风月场的冷暖。 那时的夏之时是四川副都督，意气风发的革命党人，在青楼的雅间里撞见她的弹唱，便生出了娶她的心思。 旁人都觉得这是她脱离苦海的捷径，她却偏要定下三条规矩，不做妾室要明媒正娶，要送她去日本读书，还要夫妻地位平等。 这份清醒和骨气，让她在15岁那年没要一分赎身钱，自己从青楼逃了出来，跟着夏之时去了四川。 她在日本留学的两年里，系统学了西方思想，满心以为能和丈夫做一对并肩的伴侣。 可回到成都的都督府，她才发现这里的规矩比青楼还磨人。 夏家本就有三房姨太，大太太留下的儿子早已能跑能跳，她这个“新太太”，不过是夏之时装点门面的物件。 她的第一个女儿降生时，夏之时的脸当场就沉了，此后的三个女儿，更是让他的耐心一点点耗尽。 从最初的冷言冷语，到后来的拳脚相加，她的肚子成了夏家衡量她价值的唯一标尺。 1925年，26岁的董竹君顶着全家的压力怀上第五胎。 常年在四川生活，她养成了吃辣的习惯，怀孕后口味更是刁钻，餐餐都离不了辣椒。 可在夏之时眼里，这成了“酸儿辣女”的铁证，再加上她圆滚滚的肚子，更坐实了“又是赔钱货”的预判。 他会在饭桌上突然掀翻她的辣椒碟，会在她熬到深夜缝补女儿衣裳时，一脚踹翻针线筐，更会在她喝转胎药皱眉时，揪住她的头发往柱子上撞。 临产前的那段日子，她的生日被婆家当作了宴客的由头，挺着巨肚的她要操持宴席，从备菜到招呼宾客，忙到后半夜还得陪着亲戚打牌。 熬到凌晨两点，她实在撑不住想去休息，却没人肯替她解围。 她只能带着丫鬟悄悄去了医院，当晚就早产了。 产房里她疼了整整一夜，而夏之时正在家里的牌桌上酣战，直到丫鬟气喘吁吁跑去报信说生了儿子，他才停下牌，只淡淡吩咐了句让丫鬟守着，自己继续和牌友推牌九。 她生下的男婴健康，可医生检查时却发现她腹内还有一个停止发育的胚胎，只有两个核桃大小。 若不是她提前到了医院，这枚死胎足以要了她的命。 她在病床上昏睡了一天一夜，醒来时身边只有丫鬟和襁褓里的儿子，婆家人没一个露面，连她特意接来的父母都因被夏之时当作佣人使唤，被她含泪送回了上海。 儿子的降生没换来她期盼的安稳，夏之时为儿子办了盛大的满月宴，宾客盈门，他在席间举杯谈笑，风光无限，却没给四个女儿添置过一件新衣裳。 更让她心寒的是，儿子刚满月，就被夏之时直接过继给了三房姨太，理由是她已经有了四个女儿。 大女儿不过是和表哥多说了几句话，夏之时就拿了剪刀和绳子逼她自尽，还把脏水泼到她身上，说她没教好女儿。 那一刻，她才彻底明白，这个家从没有她的容身之地。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回了上海，夏之时放话，说她不出五年就得带着女儿跳黄浦江。 可他没料到，这个在成都府里忍气吞声的女人，骨子里藏着多大的韧劲。 她先是办纱管厂，厂子被战火炸毁，就借钱开了家川菜小馆。 她把小馆打理得干净雅致，墙上挂着张大千的画，角落摆着钢琴，既让青帮大佬吃得舒坦，也能留住租界的洋人。 杜月笙曾为了等座位在门口站了十分钟，却没发火，反而主动帮她张罗扩张。 这家小馆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成了抗战时期情报人员的秘密联络点，连郭沫若落难时，都曾在她这里吃住数月。 她把四个女儿都送进了学堂，教她们独立自强，自己则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女老板。 1951年，她把估值15万美金的锦江饭店连同所有字画古董都捐给了国家，周总理还当众肯定过她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