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做出了正确选择。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3日最新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表明，英国将对中国采取更亲商的政策。他指出，更紧密的商贸联系符合英国国家利益，但英国不会为此而牺牲国家安全。 要理解当下的转折，不妨先回顾那段被称为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日子。 2015年前后，中国对英投资达到历史高峰，从核电项目到水务基建，从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到高校科研合作，两国经济纽带快速深化。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英国国内政治风向转变，热度逐渐降温。 2020年，英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逐步移除华为5G设备；议会内“中国研究小组”等声音不断涌现，及至特拉斯短暂执政期间，中国甚至被明确标注为“威胁”，中英关系一度跌入低谷。 斯塔默的最新表态，正是在此背景下的一次校准，试图为过热后的冷却状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恒温点。 这一调整背后，是英国当前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通胀虽有所回落但仍处高位，经济增长疲软，公共财政紧张。 在此情境下，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重建稳健的经贸关系，成为务实之选。 数据侧面印证了这种需求的迫切性：2023年前三季度，中英贸易额仍达948亿英镑，中国稳居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尤其在电动汽车、绿色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双方合作空间依然可观，英国商界持续呼吁政府稳定对华关系，以保障市场准入与供应链安全。 尽管经济需求迫切，斯塔默仍然明确划出了“不会牺牲国家安全”的界限。 这延续了英国2023年《综合评估报告》的基调，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划时代的挑战”，承认需与中国在全球议题上合作，但强调必须守护本国利益与价值观。 这条“安全红线”预计将体现在几个关键领域：对关键技术、核心基础设施、敏感数据的管理，以及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的强化，换言之，未来的合作将是“有护栏的接触”。 斯塔默的“亲商政策”大概率不会回到无所不包的“黄金时代”，而更可能是一种精准、有限度的合作。 作为COP26主办国，英国在气候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参与，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联动，高校与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有望继续推进，英国高端品牌与中国市场的连接仍具价值。 与此同时，英国很可能继续推进“印太倾斜”战略，深化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伙伴关系，以此分散风险、平衡依赖。 这种经济上的“多边下注”，本身也是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英国的这一调整，需放在西方对华政策分化的背景下观察，相比美国更具竞争性的基调，以及欧盟“去风险化”的务实路线，英国似乎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既不全面对抗，也不纯粹以商业为导向。 这一定位或许正反映出英国作为中等强国的自我认知：既无超级大国的全面博弈实力，也不愿完全跟随他人节奏。 斯塔默政府可能希望借此平衡策略，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独特影响力与话语权。 斯塔默的平衡术能否持续，取决于诸多变量：中美关系的波动、英国国内政治压力、实际经贸成果，以及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事件。 这种政策犹如走钢丝，需要同时回应国内商业团体、安全机构、国际盟友与公众舆论的不同期待。 值得留意的是，此次信息特意通过俄罗斯媒体释放，或许暗含多层考量：向国内展示政策灵活性，向国际传递调整信号，同时避免高调刺激主要盟友。 斯塔默的平衡术，实际上揭示了全球化深层矛盾下的国家战略困境，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正在重新被定义。 纯粹的对抗可能导致经济自我削弱，而无限制的融合又可能滋生新的脆弱性。 英国的尝试，本质是在探索，能否构建一种既能获取经济合作红利，又能控制战略风险的关系模式？ 这种中间道路的难点在于，它要求极高水准的政策执行力与危机管控能力。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相互依存并不必然转化为战略互信，有时甚至可能因不对称依赖而加剧紧张。 英国的实践或许能为类似国家提供参考，如何在保持核心联盟关系的同时，维护必要的战略自主性。 但其成败最终将取决于能否建立一套可靠的风险管理机制，使合作收益明确大于潜在代价。 无论结果如何，英国在“经济理性”与“安全焦虑”之间的这次行走，都将成为观察21世纪国际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