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群日伪军用枪抵着一个遍体鳞伤、双脚拖着铁镣的人，想要把他活埋。这个被押的男人，神色镇定地扶正了眼镜，然后怒视着敌人，放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说起这个人，得从头捋一捋。他本名袁文彬，190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练塘一个穷苦农家，那时候家里勉强温饱，靠着亲戚凑钱，他才念了几年私塾。早年他跑到上海闯荡，在一家医院当杂役，擦地板端茶倒水，攒点钱混日子。运气不错，有个病人看他勤快，出钱帮他上同济大学医学院，本来学医前途亮堂堂的。可1925年五卅惨案一闹，上海街头血流成河，他扔下书本，带头组织罢课募捐游行，直接卷进爱国运动里。 他南下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边学边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成中共党员。那时候北伐正打得火热，他随队上前线，在总政治部干宣传，写文章鼓动士气。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白区地下工作危险，他化名袁持中回沪，在商务印书馆当翻译，表面校对外文书，暗地里联络文化界进步人士，译苏联书籍散播马列主义。十年地下生涯，国民党搜捕严，他一次次化险为夷，靠着精通法语和机警，帮党输送了不少情报和资金。 抗日战争打响，1937年淞沪战场上，日军登陆金山，他任郭沫若办的战地服务团第一团团长，带队奔波前线，募捐救护伤兵。部队撤退时，他从昆山经镇江南京辗转武汉，任卫戍司令部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暗中把爱国青年一批批送去延安。1938年，周恩来和郭沫若拉他进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干事，率宣传队去江西皖南搞抗日宣传。冬天他护送青年翻山到延安，进中央翻译局译书，还参加南泥湾生产。1939年底随周恩来去重庆，1940年夏按党指示渡江到苏北盐阜，化名方强，任新四军民运队队长，后升盐东县县长。那年盐东灾荒重，日伪抢粮抢得百姓吃树皮，他上任就带头换布袍住农家，发动借粮减税，建农救会妇救会，组织剪电线送情报，帮根据地站稳脚跟。日伪恨他入骨，悬赏千元抓人，他却带着队伍在敌后转战，几次差点落网。 1941年夏，日伪军一万七千人扫荡盐阜，铁桶围堵，新四军边打边转。方强带四个同志在射阳河边大佑公司开会，商量动员绅商出枪出钱，半夜日伪突袭包围。他指挥突围，张琼英先被抓，他跳沟时滑进水里，也落网。审讯时日本人见他戴眼镜斯文样，以为是上海商人，打算敲赎金。他报假名赵群行，说张琼英是老婆，让她回去取钱。张琼英走后，党组织行动，周淑珍托岳父找伪旅长杨仲华要放人信，表弟带信北上途中拉肚子耽搁。眼看要放人了，两个伪军上楼敲诈，认出他就是通缉的县长，这俩家伙本是旧部下，日军来了投伪，马上卖情报。日军转押他，严刑拷打，鞭子烙铁竹签轮番上，他骨折多处，血肉模糊，一字不吐。日伪一无所获，决定活埋灭口。那天他们押他到伍佑镇东郊荒野，预挖土坑，他被枪顶着，脚拖铁镣，扶眼镜怒视众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伪推他进坑，铲土埋了。那年他40岁，正值盐东县政府刚成立前夕。 方强牺牲后，盐阜区干部群众悲痛欲绝，周恩来闻讯叹息说袁文彬是个人才，郭沫若在《洪波曲》里写他被反动派处死，尸骨不知所在，还几次安慰周淑珍，说文彬是老朋友。党组织多方查访，派人潜入敌区翻伪军档，一无所获。盐阜根据地遭重创，新四军转入反扫荡，战士们以他事迹激励，继续夜袭据点。 斗龙区改名方强区，新中国成立后又命名方强公社、国营方强农场，后来并入新丰镇，仍留方强居委会，邮戳上还印着方强字样。周淑珍守节，暗中帮党工作，拒绝再嫁。1953年春，伍佑村一位唐姓老太太去盐城政府，说当年藏草丛目睹埋人现场。 工作队随她挖开荒野土层，两米深挖出锈铁链缠腿骨和碎裂金丝眼镜，确认是方强遗骸。运回盐城公祭，万人送葬，棺入土时松柏环绕，墓碑刻方强烈士。从此他的故事在盐东传开，农场工人劳作时提起他借粮减税的实干，学校里孩子学他的抗日足迹。方强没留遗书，但他的骨头和眼镜成了铁证，提醒后人那段血泪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