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新婚之夜，郭沫若见新娘子太丑而愤怒离去，拒绝交流，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新娘拉住他的衣袖哀求道：求求你，别走了，郭沫若看了妻子一眼，依然转身离开了。 张琼华缓缓跪坐在地，双手撑着地面，泪水晕开了靛蓝布衫的衣角——那是她出嫁前绣了三个月的嫁衣，针脚细密得像她没说出口的期盼。 这场婚姻从根上就拧着：郭家在沙湾是望族，父母看中张琼华勤农家女儿的温顺，说“娶妻娶贤”；可读过《新青年》的郭沫若早把“自由恋爱”刻在心里，红烛高燃时，盖头下那张被乡土风霜磨出细纹的脸，成了压垮他隐忍的最后一根稻草。 婚后第五天清晨，藤箱滚轮碾过青石板的声响惊醒了老宅。张琼华捏着帕子站在院门口，郭母叮嘱“早去早回”，她却连一句“何时归”都问不出口，只看着那个背影拐过巷口，像一滴水融进河流，再没回头。 没人知道她怎么熬过那些年。公婆夸她“持家有方”，邻里说她“懂事”，可夜里让识字人念的家书，纸张都被眼泪浸得发脆。她学着种地、养鸡，祠堂供品永远多摆一副碗筷，仿佛那个年轻人还会突然掀帘，喊一声“阿姐”。 二十年后，当郭沫若在东京和佐藤富子（他叫她安娜）生下四儿一女，写出《女神》名满天下时，沙湾老宅的炊烟里，张琼华正弯腰给祖坟除草，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 1939年春，父亲的葬礼让他第一次踏回故土。灵堂前，他看见那个曾被他斥为“丑陋”的妻子，背影微驼，双手沾着祭品的灰尘，递上香烛时指尖稳得像老宅的石柱。 “搬去成都吧。”他留下生活费，声音有些干涩。 张琼华摇头，指了指院角那棵他幼时栽的黄葛树：“树在，人在。” 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对话。后来，他带着于立群走过战争岁月，成为文坛旗帜；而她在沙湾的晨光里种花，暮色里烧香，把日子过成了老宅墙上的斑驳苔藓。 1978年春，八十八岁的张琼华坐在院坝晒太阳，听乡邻说“北京的郭大文人没了”，她只是起身，往香炉里添了把香灰。 再后来，郭沫若故居成了纪念馆，玻璃柜里陈列着诗稿、奖章，讲解员说着他的爱情与成就，没人提起那个在族谱角落被记为“郭门张氏，守节一生”的女人。 有人说她是旧时代的牺牲品，可她守着的，究竟是郭家的祖坟，还是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 或许，当黄葛树的影子在青砖地上拉长又缩短时，她早已把那个新婚夜的背影，连同那些未说出口的怨与盼，都酿成了灶台上那罐沉默的咸菜——咸，却能下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