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教育厅发布通知，鼓励老师实行上下班弹性制，意思就是没课了，老师不用待在学校。我采访了两个当小学老师的同学，他们纷纷表示：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不要混为一谈，反正我上下班基本跟平时一样，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不会提前回去。 这不是不领情，是真的“弹性”不起来。 小学老师的工作从来不是“上完课就没事”。 班主任的手机24小时不敢静音，家长群里随时有人问作业、调座位，课间操要盯着孩子别摔着，午休得看着吃饭慢的学生，放学后还要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哪个孩子磕破了皮，哪对同桌闹了矛盾，这些都得当天解决。 我一个当数学老师的同学说，去年试行弹性那会，她试过提前一小时离校，结果刚到家就接到电话，班上孩子在托管班和同学打架，又急急忙忙赶回学校。“后来再也不敢早走了，万一出了事，责任算谁的？” 政策里说的“非教学任务减少”，在基层落地时总有些“变形”。 比如创城检查，说是不让老师上街执勤了，可改成了“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台账”，每天拍照上传；防疫打卡取消了，换成了“学生健康每日接龙”，漏一个都得挨个打电话催。 有学校为了应付减负监测，把原本手写的教案改成电子档，说是减轻负担，可老师对着电脑排版的时间，比手写还长。这些看不见的“隐性任务”，把弹性时间一点点吃掉了。 最现实的是“课后服务”的尴尬。政策说“自愿参与”，但哪个老师敢真的“自愿”？评优评先虽说不挂钩了，可校长开会时会说“党员老师要带头”，年级组长会暗示“年轻人多担待”。 我同学所在的学校，80%的老师都参与了课后服务，说是弹性下班，可轮到自己值班那天，照样得熬到七点。更别说班主任，托管结束还要检查教室门窗，收拾讲台，等锁门时天都黑透了。 还有家校关系的微妙平衡。现在的家长习惯了“随时找老师”，作业写错了、课本忘带了，晚上九点发消息都是常事。 有老师试过提前离校，结果家长在群里问“王老师怎么这么早走，是不是不负责任”，第二天就得在办公室解释半天。“弹性下班成了‘弹性背锅’，谁敢轻易用？” 一位资深班主任说，以前固定下班时间，家长知道老师忙，现在有了弹性，反而觉得老师“有空早退”，这种误解比多干两小时活还难受。 学校管理的难处也不容忽视。弹性制度需要精准排课、动态考勤，还要协调教研组活动——比如数学组每周三下午集体备课，要是有人弹性早退，活动就开不起来。 成都某试点学校的教务主任私下说，试行弹性那学期，光排课表就改了七版，老师之间因为调课闹矛盾的不在少数。 “小学不比大学，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早走就得有人顶上，最后往往变成年轻老师多干活。”这种“弹性变内卷”的担忧，让很多学校宁愿维持“一刀切”的老规矩。 最根本的，是小学教师的编制和工作量不匹配。 现在的小学，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班主任要管教学、德育、安全、家校，还要应付各种临时任务。 我同学带的班，这学期光是填报防溺水承诺书、整理红领巾争章材料，就用了二十多个课后小时。 “就算有弹性时间，这些事还是得做完，早走半小时有什么意义？”政策想减的是“非必要负担”，但基层往往分不清哪些是必要的——比如安全教育平台的打卡，谁敢说不重要？ 说到底，小学老师的“不弹性”，不是抵触政策，而是被现实的责任链条捆住了。 早读的琅琅书声里，藏着家长托付的信任； 托管班的灯光下，是双职工家庭的无奈。当“弹性”撞上安全责任、家校期待和编制缺口，再好的政策也得一步步蹚出路来。 或许真正的减负，不仅是给时间，更要给老师卸下那些不该背的担子，让弹性时间里，真的能喘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