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留洋归国的法学家，高级知识分子等等，在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的情况下，把国外的好的坏的统统照搬。 谁能想到，某些顶着“海归专家”头衔的学者，刚回国就拿着西方制度模板“指点江山”！某知名高校法学院教授，在参与基层治理法规修订时，硬要把欧美“程序正义至上”的逻辑生搬硬套——要求社区纠纷必须经过三次听证、两次调解才能进入诉讼，全然不顾我国农村地区“乡土人情调解”的传统，也忘了很多老人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根本没法完成复杂的程序流程。结果这套“先进制度”试点半年，基层纠纷解决效率下降40%，原本邻里间坐下来就能说清的事儿，硬是被拖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更让人费解的是，这些照搬行为背后，藏着对本土实际的严重漠视。一位留德归来的民法学者，在讨论宅基地制度改革时，直言“应该学习德国土地私有化，取消集体所有权”，却忘了中国14亿人口、耕地红线紧绷的基本国情——如果真按这个思路来，大量农民可能失去土地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也会面临巨大风险。还有学者在学术会议上痛批“我国行政调解缺乏独立性”，力推美国“行政法官完全中立”模式，却忽略了美国行政诉讼率是我国的8倍，而我国“诉源治理”的核心就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是所有纠纷都要闹到法庭上。 这些学者不是没有学识，而是犯了“路径依赖”的错误——在国外深造时习惯了既定的制度框架，回国后就想把这套逻辑直接移植，却忘了任何制度都离不开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就像某留英法学家，曾主张引入英国“律师垄断诉讼代理”制度，认为这能提升司法专业性，却没考虑到我国律师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一线城市平均每千人有1.2名律师，而偏远县城可能一个县只有不到5名律师，如果真的垄断代理，很多底层群众可能连打官司的门路都找不到。这种“只见制度优点，不见本土短板”的照搬，本质上是脱离实际的学术空谈。 对比之下，真正能推动进步的，从来都是“洋为中用”而非“全盘西化”。同样是留洋归来的法学家，张明楷教授在研究刑法时，既吸收德日刑法理论的合理成分，又深入我国司法实践，走遍20多个省份的基层法院，收集上千个真实案例，最终提出的“实质解释论”，既符合刑法法理，又适配我国打击犯罪、保护民生的现实需求。还有参与民法典编纂的学者团队，没有照搬法国民法典的“债法中心主义”，而是结合我国“物权纠纷高发”的实际，将物权编置于合同编之前，还专门增设“居住权”章节，解决了老年人以房养老、公租房权益保障等本土问题。 为什么“照搬”注定行不通？因为任何制度的生命力都在于适配性。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源于其中世纪“社群裁决”的传统；日本的“调停制度”，融合了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这些制度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它们扎根于本土的历史土壤。我国的国情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拿别人的制度当“标准答案”。那些主张全盘照搬的学者，看似在追求“先进”，实则是放弃了独立思考，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简化成了“制度复制粘贴”。 学术研究不是“纸上谈兵”，高级知识分子的价值更在于立足国情、解决实际问题。留洋经历赋予的应该是开阔的视野，而不是盲目的崇拜；借鉴国外经验的前提，是对本土实际的深刻洞察。如果连农村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连基层的治理难题都没见过，再“先进”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 真正的进步，从来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本土化创新，是在借鉴中适应，在实践中完善。那些脱离国情的照搬行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希望更多留洋归国的学者能沉下心来，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基层一线，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真正拿出能解决问题、惠及民生的好方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