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生病却没钱治，县委见他生气，急忙解释：“他是特务，不治也罢，不用管他！” 杨得志出生于1911年湖南省醴陵县一个铁匠家庭，早年跟随父亲学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士兵起步，他逐步升任连长、营长、团长，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在长征中，杨得志参与飞夺泸定桥战役，指挥部队冲锋陷阵，还在腊子口战斗中组织突击队突破敌方防线。这些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得志担任八路军115师685团团长，率部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任344旅代旅长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建设与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参加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后来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参与石家庄战役和太原战役。1955年，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先后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负责部队训练与国防事务。他的军事生涯跨越多个时期，体现了从基层到高层的成长轨迹。 侯礼祥1912年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读过几年私塾，15岁离家到荆州谋生，后转至武汉。1928年，他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春节前红军扩编时加入红三军，从班长干起，逐步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在长征开始时，侯礼祥编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当时杨得志是团长，两人并肩作战，建立起战友情谊。侯礼祥在泸定桥战役中担任突击任务，率队冲锋，为主力开辟通道。在腊子口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攀登山崖，压制敌火力点，保障了红军通过险关。长征中，侯礼祥还曾在草地行军时帮助负伤同志，体现了红军互助精神。1937年，他调至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治疗后无法继续跟队行军，转而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解放后，侯礼祥返回家乡务农，过上普通农民生活，但档案中名字被误记为李祥，导致身份核查出现问题。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在视察湖北荆州地区时，决定探访老战友侯礼祥。侯礼祥当时生活在江陵县农村，身体状况差，重病在身却缺乏医疗资金支持。地方县委干部在杨得志询问时，解释称侯礼祥档案有疑点，姓名和经历无法对应，怀疑其有间谍背景，因此不提供医疗补助。杨得志坚持要求核实事实，调取部队旧档案比对侯礼祥的部队番号、战役记录和幸存者名单。这些资料显示侯礼祥确为红军团长，曾在长征中立下功劳。县委干部基于档案不符的判断，拒绝了侯礼祥的待遇申请，导致他多年处于边缘状态。杨得志的介入促使地方重新审查档案，确认名字误记源于战乱时期的登记错误。侯礼祥的真实身份得到澄清，结束了长期的误解。整个过程反映出档案管理在特殊年代的复杂性，杨得志利用职务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侯礼祥的档案问题源于1930年代的登记失误，当时战乱频繁，部队调动密集，姓名和籍贯容易出错。解放后，组织审查时发现侯礼祥的资料与李祥对应不上，便一直悬置未决。这种不确定性在政治审查严格的环境中，被视为可疑因素。侯礼祥多次申请恢复身份，但地方部门坚持档案为准，拒绝发放军人津贴和医疗支持。杨得志在1973年探访后，直接要求县委提供证据，并从军区档案库提取长征时期的一团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侯礼祥参与的战役细节，如泸定桥的突击名单和腊子口的突围报告。比对后，确认侯礼祥就是李祥的原名持有者。县委干部在事实面前调整立场，同意协助办理手续。侯礼祥的病况得到关注，县医院安排检查和治疗，费用由部队垫付。这次事件暴露了基层档案工作的漏洞，杨得志的坚持确保了老红军的权益。 杨得志的军事贡献不仅限于长征和抗日，还延伸到解放战争。他在1947年指挥石家庄战役，组织部队攻克城市要塞，解放了华北重要据点。1948年参与平津战役，率部包围天津，迫使敌军投降。这些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础。1950年代，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负责沿海防务和部队现代化训练。1969年调任武汉军区后，继续加强中部地区的军事部署。侯礼祥在地下工作期间，曾潜入敌区传递情报，组织游击队活动，但这些记录因失联而未及时归档。解放后，他在家乡种田，养家糊口，偶尔回忆战友，但身份问题限制了生活改善。杨得志的探访成为转折点，通过上级报告，杨得志推动恢复侯礼祥的军籍。报告中列举了侯礼祥的功绩，包括长征中的领导角色。省军区和地方联合审核后，批准补发津贴和荣誉称号。侯礼祥的案例提醒人们重视历史档案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