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的包青天，铁面无私，头上顶着月亮。 真相是，60岁的他，在独子、幼孙接连夭折后，还是把家里的一个丫鬟收了房，生了个儿子。 没办法，香火要断了。那个时代，天塌下来都没这事儿大。 别觉得奇怪，也别急着骂。 大宋朝的官场，从宰相到县令，谁家后院不是莺莺燕燕？今天朋友送个会唱曲儿的，明天花八百贯钱买个“扬州瘦马”，太正常了，简直就是身份标配。 就像今天你开什么车，人家看你戴什么表。 就连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大才子苏轼，家里也是“有数妾”，日子过不下去了，还能把妾送人抵债。 你看，文人的风花雪月，有时候就是女人的颠沛流离。 可偏偏，满朝的“正常人”里，出了两个怪物。 一个叫王安石。 他老婆看他没儿子，心疼他，花大钱给他买了个小妾。人领到书房，王安石放下笔，就问了一句：“你丈夫呢？” 一听是丈夫欠债卖妻，二话不说，叫人把她丈夫找回来，钱退了，人还了，另外再送一笔钱，让他们俩好好过日子。 这叫什么？这叫体面。我一个大老爷们，我的功名富贵，不能建立在一个女人的眼泪和一个家庭的破碎上。 另一个更绝，叫司马光。 写《资治通鉴》那个。三十年没孩子，他老婆急得不行，偷偷给他书房塞了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 司马光深夜回来，看见了，连眼皮都没抬，拱拱手，一脸严肃地说：“此《尚书》也。” 意思是，你手里捧着的书，比你这身衣服和脸蛋，金贵多了。 最后，他过继了个侄子当儿子。 说白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正确”。 所有人都觉得传宗接代是天，买卖女人是地，天经地义。 包拯被这套规则困住了，他选择了妥协，为了家族延续。我们能理解，但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苏轼呢，是玩转了这套规则，活得潇洒，但也活得自私。 只有王安石和司馬光，这两个愣头青。 他们用最笨拙、最不合群的方式，对着整个时代的潜规则，轻轻说了声：“不。” 这声“不”，比他们写的所有变法条陈、历史巨著，都更像一道光。 刺破了上千年的油腻和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