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

一个美国女人故意用英语和辜鸿铭交谈，辜鸿铭没理睬，美国女人冷笑起来：“他连英语都听不懂，怎么配来这高雅的地方！”可当辜鸿铭演讲后，只对那美国女人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无地自容。   1917年的北京深秋，东交民巷的西餐厅里，两个年轻学生瞅着邻桌那个脑后拖着长辫、身穿旧式黄马褂的老头，怎么看怎么觉着别扭。   学生们故意扯着嗓门拽英文，嘲讽他是连刀叉都不会用的“老古董”，言语间尽是把对方当成了早已发霉的历史遗物。   那老头也不恼，只顾着用最标准的礼仪切完最后一块牛排，甚至优雅地擦了擦嘴角，待他缓缓起身踱步到这俩毛头小子跟前时，出口竟是纯正得令人发指的牛津腔：“我在伦敦享用正宗西餐的时候，恐怕二位还没出生呢。”   这一开口，就像是锋利的解剖刀，瞬间划破了年轻人的虚妄优越感，把那两张脸憋得比盘子里的番茄酱还红。   这位就是辜鸿铭，他那一头显眼的长辫子与其说是对清廷的愚忠，不如说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诱饵。   在英国的火车车厢或伦敦地铁里，他常拿着报纸倒着看，引得旁边的英国青年嗤笑其不识字，谁知他眼皮都不抬，顺势就将手中那份倒置的《泰晤士报》朗读得行云流水，末了还要丢下一句诛心之论：这英文太简单，正着读实在乏味，倒过来才有点嚼头。   那些仗着肤色和国籍就敢在他面前不可一世的洋人，往往都在这上面栽过大跟头，无论是在华府的晚宴还是上海租界的交际场，总有那样一位自以为是的美国女士，看着眼前这位这身绸缎马褂的打扮，便用蹩脚的中文故意问汤好不好喝，讥笑他听不懂高雅的英语。   辜鸿铭应对这种场面的方式极其老辣，他先是祭出母亲——那个马来西亚橡胶园里的葡萄牙女人所教导的“沉默体面”，任由周遭窃笑发酵。   等到他站上演讲台，聚光灯打在他织金暗纹的长袍上，口中引用的却是歌德的《浮士德》，剖析的是康德的哲学，用法语调侃雨果的戏剧，甚至能随口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引经据典。   那一刻，平日里在沙龙高谈阔论的欧洲贵妇和外交官们，手里的雪茄和酒杯都变得尴尬无比，此时他再悠悠地回敬那位女士一句：“请问，您喜欢我的演讲吗？”那标准的伦敦音里带着泰晤士河畔的傲慢，直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就怪了，一个手握爱丁堡大学文学学位、攥着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文凭，号称一生拿下十三个博士头衔、精通九国语言的顶尖知识分子，怎么偏偏成了民国最扎眼的“守旧派”？   其实在他眼里，西方文明那点斤两早就被他那个精密的脑瓜称量过了，当那些英国绅士吹嘘电报机每分钟能传二十个单词时，他却抚摸着讲台，反问五千字的《道德经》流传了两千多年光芒未减，孰轻孰重？甚至连那位剑桥来的汉学家都不得不正襟危坐。   他指着那些断壁残垣的罗马浴场说，当年的大理石柱缝里如今只长野草，而曲阜孔庙的千年古柏依然葱郁，树荫下的中国学童还在朗朗读书，这便是文明韧性的明证。   为了守护这股子韧性，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当年父亲在马来西亚临行前的嘱托——“无论到哪别忘了是中国人”，似乎被他执行得有些过火。   他在北大教书时，学生们看着那条辫子哄堂大笑，他便抛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这好剪；你们心里的洋奴辫子是无形的，那才难剪。”   为了这根心里的“脊梁”，他甚至不惜用极端的诡辩来回击西方标准，当外国贵妇质疑一夫多妻制时，他直接抛出了那个著名的“茶壶论”——只见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见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的？   虽然这话如今听来颇为荒谬，但在那个特定的舆论场里，却把那些试图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西方人噎得哑口无言。   只是，这种既要在康德与黑格尔的逻辑里穿针引线，又要穿着黄马褂死守传统的姿态，终究让他在新旧交替的浪潮里显得格外孤独。   随着那个被他极力回护的旧时代彻底远去，1928年，这位被戏称为“末代狂儒”的老人，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里寂寥离世。   他带着那一身傲气和那条一直没剪的辫子走了，只留下一堆让人在茶余饭后依然嚼得津津有味的段子，和他那不惜以荒诞行为来对抗文化自卑的倔强背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辜鸿铭训斥毛姆、怒怼伊藤博文的话，香港暴徒应该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