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女人抱着孩子躲在芦苇荡，不料被日军发现了，顿时扑向她，女人抵死不从，日军就夺过她的孩子，并高高举起。可怜的是，危急时刻，躲在不远的丈夫，咬破了嘴唇也不敢吭半声。 那片芦苇荡，本是南京城外长江边的荒僻角落，平日里只有拉纤的纤夫歇脚，那年秋天却挤满了逃难的穷人。姜根福一家八口就藏在这儿——父亲姜老大用破布裹着半袋糙米，母亲怀里揣着八个月大的小儿子，孩子们攥着硬得硌牙的窝头，芦苇秆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极了他们不敢大声哭的抽噎。 躲进苇丛前三天，他们的船沉了。那是条漏风的木船，从淞沪会战打响就漂在江上，日军飞机天天在头顶扔炸弹，江水炸得翻白花，船底板愣是震裂了缝。八月十五那天，船沉在石梁柱，姜老大捞起半袋米和件棉袄，一家人踩着齐脚踝的泥水往岸上爬，村里早空了，锅台上还留着没吃完的米渣，风一吹，门板吱呀响得像哭。 父亲把一家人分两处藏——东边苇丛他带着俩大闺女，西边母亲领三个小子和姜根福，隔了百来米，约定夜里咳嗽三声报平安。他说：“分开躲，留条根。” 可谁能想到，最先出事的是最小的孩子。后半夜，小弟弟饿醒了，哭声细得像蚊子叫，母亲用舌尖舔化窝头喂他，孩子吃两口又哭，声音在静悄悄的苇丛里传得老远。 日军巡逻队就是被哭声引来的。七八个兵，皮靴踩泥水咕叽响，手电光柱在苇尖上扫，像鬼火跳。母亲赶紧把孩子按进怀里，胸口死死压住，可那孩子哭得更凶了，小胳膊小腿乱蹬。光柱“唰”地停在他们藏身的洼地，一个日军哇啦大喊，刺刀就从苇秆缝里伸进来了。 母亲往后缩，脚下是浅水洼，一踩就陷进去，泥水溅了满脸。她空出一只手，照着最近的日军脸就扇过去，“啪”的一声脆响，那兵捂着脸骂，另一个兵扑上来撕她衣襟。她用膝盖顶对方肚子，兵退了半步，她趁机咬住那兵手腕，牙嵌进肉里，血顺着胳膊肘往下滴。 旁边的日军围上来，一个抱住她腰，一个用刺刀挑她肩胛——刀进去半寸，拔出来时血喷了半尺高。她松了口，却反手抓住撕她衣服的兵，头往对方膝盖上撞，兵疼得嗷嗷叫，矮胖的那个日军不耐烦了，弯腰捞起地上的孩子，像拎小鸡似的举过头顶。 孩子在半空蹬腿，脸憋得发紫。母亲疯了似的扑过去，抱住那兵的大腿，指甲抠进裤管，嘴啃他小腿肚。兵疼得腿一抽，枪托砸在她肩上，“咔嚓”一声，骨头裂了。她还是不松，直到另一个兵用刺刀再扎她后背，她才软下去，手指却还勾着兵的裤脚。 那日军狞笑一声，把孩子往空中抛——抛起来，接住，再抛。孩子哭声断了又续，母亲在泥里爬，伸手够孩子的脚，指尖刚擦到鞋尖，就被那兵一脚踹在胸口，咳出的水混着血。她再爬，这次抱住兵的腰，腿缠他小腿，两人歪歪扭扭倒在泥里，孩子“咚”一声掉在地上，再没出声。 二十米外的苇丛里，姜老大眼睁睁看着。他攥着泥块的手直抖，指节发白，嘴唇咬得出血，血珠子滴进泥里，洇开一小片红。大闺女拉他胳膊，他一巴掌打开，却还是没敢站起来——他知道，出去就是全家死绝。 日军走后，苇丛静得可怕。风还在吹，江水拍着岸，母亲躺在血泊里，胸口两个枪眼，像咧开的嘴。小弟弟歪在她旁边，小腿弯着，脸贴着她的胳膊，泥盖住了半张脸。姜根福爬过去，碰了碰弟弟的手，冷的，硬的，像块石头。 父亲用草席裹了母亲和孩子，在江堤边挖了个浅坑。土太硬，他用木棍刨，蚯蚓从土里钻出来，在月光下扭。他把两人并排放进去，盖了层薄土，插了根断苇茎当记号。姜根福看着那苇茎在风里晃，忽然想起母亲白天说的：“等天亮了，咱往上游走，找个没炮声的地方。” 天亮时，雾从江面升起来，笼住苇丛，也笼住他们剩下的五口人。姜老大领着孩子们沿堤走，谁都没说话，姜根福攥着手里的泥块，一直攥到泥干成粉。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夜里，芦苇荡里藏了三十多口人，活下来的不到十个。 八十年代，南京建纪念馆，姜根福去了。他指着照片里的芦苇荡，嘴唇上那道当年咬出的疤还红着，说：“我娘到死，手都朝着弟弟的方向。” 展柜里放着根干枯的苇茎，是后来修堤时从那片浅坑里挖出来的，茎尖还歪着，像在指什么方向。 穷人家的命，在那年头真就不如芦苇秆吗？可姜根福活了下来，带着那道疤，把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他说：“得记着，那苇丛里埋着的，都是想好好活的人。” 风又吹过芦苇荡，沙沙响，这次听着像在说：“没忘，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