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后人在故乡发起了一次祭祖活动，并准备了75桌席，足够650人就餐。 这场原本普通的家族活动，却因为祭祀词里的内容在安仁镇炸开了锅。 村民们看着现场临时加桌的热闹场面，听着那些“心系桑梓”“乐善好施”的赞美，不少老人当场就摇着头走开了，有人掏出手机把这一幕拍了下来。 刘文彩这个名字在四川大邑县几乎是刻在老一辈人记忆里的。 1887年出生的他原本只是个普通农家子弟，后来靠着弟弟刘文辉在川军里的势力一步步爬上来。 从掌控自贡盐业到垄断乐山码头，再到把宜宾的烟酒生意攥在手里，他的财富积累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本来想细数他到底有多少产业，后来发现光是那些账本就够让人眼花缭乱的。 更让人不齿的是他做的鸦片生意。 靠着刘文辉的军队撑腰，他把云南到四川的鸦片运输线路打通，那些年里这玩意儿给他带来的收入比正经生意还多。 当地老百姓提起这事都直摇头，说那时候地里种的不是粮食，全是害人的罂粟。 1932年那阵子，光是被逼着种罂粟的地就有一万多亩，想想都觉得心疼。 他在地方上的作威作福更是没话说。 什么“厕所税”“锄头税”，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加起来有七十多种，老百姓过日子简直喘不过气。 1930年的时候，他甚至提前十年收田赋，多少人家因为交不起税把地都卖了。 到1949年，安仁镇周边八成多的土地都成了他们家的，五百多间房产在镇上排得整整齐齐，看着就扎眼。 如此看来，后人想给这样的人物“翻案”确实有点异想天开。 祭祀词里说他“乐善好施”，可当地档案馆的账本显示，他花在镇压反抗上的钱比做慈善的多了几十倍。 那些所谓的“兴修水利”“创办学校”，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统治更稳固些。 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看到这些都坐不住了，赶紧出来说话，说这是在混淆是非。 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那些活着的见证者。 92岁的周春兰老人提起当年的事就抹眼泪，说她父亲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被打断了腿，家里的地也被抢走了。 像这样的老人在当地还有不少，他们的话比什么都管用。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也坐不住了，联合十几所大学发了声明，把当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搬了出来，里面一桩桩一件件都写得清清楚楚。 本来以为这场闹剧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祭祖活动后没多久，他们还想搞什么“刘文彩故居文化旅游开发”，把恶霸庄园包装成“民国风情体验区”。 还好当地文旅部门及时叫停了这个项目，不然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笑话。 现在刘文彩的庄园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一百多万人去参观，看看那些收租院的泥塑，听听讲解员讲当年的故事，也算给历史一个交代。 如此看来，历史还真是容不得半点糊弄。 不管后人怎么包装，那些写在档案里的罪行，那些刻在老人记忆里的伤痛，都是抹不掉的。 刘文彩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到底是好是坏，不是靠几桌酒席、几句漂亮话就能改变的。 时间长了，大家心里自然有杆秤。 现在去安仁镇走走，还能看到当年的老房子，只是里面不再是刘家的私产，而成了警示后人的地方。 那些账本、地契、刑具，安安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这样的“历史课”比书本上的文字更让人印象深刻，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尊重历史、铭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