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北大教授刘文典被日本人抄家，旁边翻译官朝他喝道：太君问你话，你怎么不回他？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这位留日多年的国学大师缓缓转过身，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汉语：“我以说日本话为耻。” 那时他在北大主讲《庄子》，教室里的学生总挤到窗台上，连隔壁哲学系的教授都搬着木椅来旁听。 早稻田大学留学那几年，他日语说得比东京本地人还顺溜，却总躲在图书馆抄录汉学典籍——桌上从不见军国主义宣传册，笔记本里倒记满“驱除鞑虏”的暗语。 日军闯进家门时，翻译官的唾沫星子溅到他鼻尖，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日本军官叽里呱啦问藏书下落，他盯着地上被踩脏的《文选》残页，忽然笑出声：“你们懂‘礼’字怎么写吗？” 枪托立刻砸在他后腰，他踉跄着扶住书架，哗啦啦掉下来的校勘手稿撒了一地——那是他十年心血的《淮南子》注本。 翻译官慌了，拉他胳膊想劝，被他甩开时带倒了花架，青瓷瓶碎在日军皮靴边。 耳光扇过来时他没躲，血从嘴角滴在长衫前襟，洇出一小片深色。 监狱的冬天比北平的风还冷，他裹着别人送的破棉絮，把糙米饭掰成小块喂给同监的小狱卒——那孩子偷塞给他半块冻硬的窝头。 提审时日军军官用钢笔戳他胸口，说给个“文化顾问”当当，他抢过钢笔就往墙上写：“汉贼不两立”，墨水断了就用指甲划。 有人说他太犟，留日多年该懂“时务”，他却在狱友递来的烟盒纸上写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出狱那天，友人牵着马在狱外等，他摸着被打落的牙床说：“书没了，人得走。” 连被抢走古籍的空书箱都没修，他捆了件蓝布长衫就跟着马帮南下，草鞋磨穿时就在路边捡片芭蕉叶裹脚。 昆明的土坯教室漏雨，他把油纸伞撑在讲台上，雨水顺着伞骨滴在《庄子》书页上，他拿袖子擦了擦继续讲：“‘逍遥游’不是躲起来，是骨头硬。” 学生问他怕不怕炸弹，他指着黑板上的“道”字说：“这笔画要是断了，读书人的魂就没了。” 战乱年代，书还读得下去吗？ 他总在空袭警报响时把学生往防空洞推，自己抱着粉笔盒往讲台跑：“黑板上的批注不能炸没了，下次上课要用。” 那些被日军翻得满地狼藉的手稿——是他校勘十年的心血，比性命还重的东西，怎会用侵略者的语言去交换？ 1958年离世前，有人再提1937年的枪口，他拿手边的毛笔杆敲敲桌面：“字要正，人更要正。”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不是每个读书人都能在枪口前站直，但他做到了——用一句“以说日本话为耻”，给文人风骨刻下了最硬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