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件很爽快的事，就是要弟弟与他老婆离婚。那是多年以前，我在街上亲眼看到弟媳妇与别的男人勾肩搭背，其亲密的程度决不是初犯 ，一定是惯犯！ 初夏的午后，百货大楼门口的梧桐影里，她手搭在男人臂弯里，笑起来时鬓角的碎发蹭着对方袖口——那动作自然得像练过千百遍，怀里还抱着个包装精致的礼盒，不是给孩子的玩具，也不是给我爸妈的营养品。 弟弟那时在南方工地上绑钢筋，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都会准时往家里寄钱。弟媳总说娘家妈身体不好，不是住院就是需要人照顾，隔三差五就要回娘家“陪护”，一岁的孩子扔给我爸妈，奶粉钱常说不够，打电话时背景音却总吵吵嚷嚷，不像病房该有的安静。 那天我攥着刚给孩子买的磨牙棒，站在街对面看了三分钟。她转身时，礼盒上的丝带扫过男人手背，那男人顺势捏了捏她的手指，她没躲，反而仰头笑得更甜了。 我走过去时，凉鞋踩在柏油路上，发出“咔嗒”一声脆响。她脸上的笑僵住，男人下意识想抽手，被她按住了——那瞬间的反应，比任何解释都清楚。 “孩子昨晚哭着要妈妈，”我把磨牙棒塞进裤兜，声音发紧，“你妈今早打电话说你在医院守夜，可医院走廊会飘着男士古龙水味吗？”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没给她机会。我掏出手机拨给弟弟，电话接通时，背景里有钢筋碰撞的叮当声，他喘着气问“姐咋了”，我只说“回家，急事”。 弟弟是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回来的，进门时鞋上还沾着泥。他没先问发生了什么，而是径直走到婴儿床前，摸了摸孩子发烫的额头——我妈说孩子低烧两天了，弟媳走前连退烧药都没留下。 “我知道。”他蹲在床边，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上个月我偷偷回来过一次，在她家小区门口，看见她跟同一个男人进了单元楼。” “那你为啥不说？”我急得想踹他。 “想着孩子还小，”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汇款单，“她说要给孩子存教育基金，我就把加班费也寄回去了。” 我们没去她家，是她娘主动带着她来的。她娘进门就拍大腿哭，说“年轻人糊涂”，她低着头站在门口，指甲掐着衣角，一句话不说。 “啥条件都不谈，”弟弟把孩子抱起来，小家伙在他怀里蹭了蹭，哼唧着找奶吃，“离婚，孩子归我，她净身出户。” 她娘还想说什么，弟弟打断她：“七块钱的离婚证工本费，我出。” 最后签字那天，她没看孩子一眼，接过离婚证时手都在抖。弟弟抱着孩子站在民政局门口，阳光照在他晒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就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了点。 有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当一个母亲把孩子的奶粉钱换成别的男人的礼物，把生病的孩子丢给老人，用“孝顺”当借口去赴约——这样的“婚姻”，守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来弟弟带着孩子在县城找了份活，孩子三岁时上幼儿园，每天放学都会举着小红花扑进他怀里。有次我去看他们，孩子指着墙上的全家福，奶声奶气问“那个阿姨是谁”，弟弟摸着他的头说“是过去的人”。 现在想起那天在街上撞见她的场景，我还是觉得爽快——不是因为拆散了什么，而是替那个总在工地啃冷馒头的弟弟，替抱着孩子彻夜难眠的爸妈，也替那个差点在谎言里长大的孩子，做了件该做的事。 如果再遇到一次，我还会这么做吗？大概会的。有些“家丑”藏着掖着，才是对真正在乎的人最残忍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