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最大的悬案：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43年，他究竟去了哪 彭加木为什么要去罗布泊？ 你可能觉得，科学家嘛，考察是本职工作。但在彭加木身上，这事儿得另算。早在1957年，也就是他失踪前23年，他就已经被判了“死刑”——纵隔恶性肿瘤。那时候他才32岁，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两年。 换做普通人，这会儿估计就在医院躺平了，数着日子过。可彭加木这人“轴”得很，他不但没躺下，反而跟医生开玩笑说：“既然癌症要我的命，那我就跟它比比谁跑得快。”他不仅没死，反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先后三次硬闯罗布泊。 要知道，罗布泊那是什么地方？“死亡之海”，地表温度能把你鞋底烫化，夏天常常飙到70度，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在他失踪前的那个5月，他刚刚带领队伍完成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科考队首次纵贯罗布泊。 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红旗插上了科学界的珠穆朗玛峰。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结束了，按理说，庆功酒都该备好了。可就在返程路上，彭加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再次折返，重走一条新路。 这决定在当时太“疯狂”了。 队伍里的物资已经见了底，水箱里的水都快变成泥浆了，汽油也所剩无几。年轻的队员们有情绪，太正常了，大家都是肉体凡胎，刚从鬼门关爬回来，谁想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走一遭？ 但彭加木心里有本账。他说：“咱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如果不把这条路探清楚，下次还得花国家的钱专门再跑一次。国家的钱是风刮来的吗？” 你看，这就是老一辈科学家的逻辑。在他们的天平上，国家的经费、科研的进度，往往比自己的命要重那么一点点。 就在这种极度焦灼的氛围下，危机爆发了。 6月16日，考察队在库木库都克以东扎营，水彻底没了。大家唯一的指望就是向基地求援。电报发出去了，上面也很快回复：同意送水，直升机马上就来。 这本该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彭加木看着电报，眉头却拧成了疙瘩。他给队员算了一笔账：直升机飞一趟，光油钱就得几千块（那是1980年的几千块！），运送一公斤水的成本，比那一公斤金子便宜不了多少。 “太贵了，真的太贵了。”这句话他念叨了一晚上。 他不想给国家添这么大的麻烦。在他看来，地图上标注附近有“八一泉”，如果能自己找到水，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能为以后的科考队留下一处宝贵的水源坐标。 于是，便有了那个让人扼腕的6月17日中午。 趁着队员们在帐篷里休息，他带着一只水壶、一把地质锤、两块巧克力，还有那张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的纸条，独自一人走进了那片白花花的盐碱地。 这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背影。 后来的搜救行动，堪称建国以来规模之最。 当时的新闻报道里，搜救细节触目惊心。地面温度高到什么程度？警犬刚下车，爪子就被烫得不敢着地，嗷嗷直叫，最后连狗鼻子的嗅觉都失灵了。几十架次的飞机低空盘旋，低到甚至能看清地面上的兔子。几千名战士拉网式排查，在这个荒芜的星球表面，甚至连个像样的脚印都难以留存。 在盐碱壳上走路，就像走在刀刃上，坚硬、锋利，而且极其容易塌陷。彭加木很可能就是在体力透支、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倒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土丘后，或者是踩空掉进了疏松的盐壳洞穴里，瞬间被流沙掩埋。 在罗布泊，风沙是最好的掩埋者。一场大风过后，所有的痕迹都会被抹平，仿佛从来没人来过。 关于他的失踪，后来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叛逃说”，现在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 一个身患绝症、要把骨头都埋在边疆的人；一个连给国家省几桶汽油钱都心疼得睡不着觉的人；一个在遗嘱里写着要用自己的尸体做病理解剖的人，他会叛逃？ 1980年10月，甚至有香港的小报编造谎言，说有人在美国华盛顿看见了彭加木。这消息当时气坏了不少人，但随着时间推移，谣言不攻自破。他的老战友夏训诚后来在采访里哽咽着说：“老彭如果真想走，早就走了，他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他一次都没选。” 他没走，他只是留下了。 彭加木究竟去了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并不在那片具体的沙丘之下。 如果你去过罗布泊的那个纪念碑，你会看到无数后来者献上的祭品。有矿泉水，有烟，还有鲜花。 在那之后的40多年里，我们国家的科研力量早已今非昔比。现在的罗布泊，钾盐矿已经开发出来了，那个巨大的“地球之耳”，成了中国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彭加木当年梦寐以求想要找到的资源，如今正在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中国的农业。 他就像一颗种子，把自己种进了那片荒漠里。 有时候我在想，或许我们至今没找到他的遗体，反倒是一种特殊的“成全”。他没有被装进小小的骨灰盒里，也没有被困在冰冷的公墓中。他融化了，变成了罗布泊的一阵风，一粒沙，变成了那片他爱得深沉、也恨得切齿的土地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