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7岁的徐悲鸿很不情愿地迎娶了16岁的村姑，可到了晚上，他却主动和新娘子圆房了。一年后儿子出生了，他也带着恨意给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后而生”。 当18岁初为人父的徐悲鸿，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襁褓中白胖的男婴时，他没有赋予这个新生命以祝福，反而脱口而出了“劫后余生”这四个字，对于满堂欢喜等待赐名的徐家长辈而言，这个名字如同一盆冷水。 但对于徐悲鸿来说，这个孩子的降临，乃至这场婚姻本身，都不过是他人生中遭遇的一场“大劫”悲剧的伏笔早在1912年就埋下了，那时还在上海震旦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徐悲鸿，原本叫徐寿康，承载着父亲期盼他“福寿安康”的美好愿景。 然而命运弄人，为了给病重的父亲“冲喜”17岁的他被两封急促的家书骗回了宜兴老家，哪怕他心中有一万个不情愿，看着病榻上气息奄奄的老父，他也只能低下头颅，被迫迎娶一位素未谋面的16岁农家女。 那是一个充满讽刺的洞房花烛夜，徐悲鸿像是为了完成某个既定的仪式任务，主动吹灭了灯烛，在一片漆黑中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夫妻之实”可当次日晨光亮起，那一点点温度瞬间消散，他对新婚妻子视若无物，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人，仅仅是一味“药引子”。 诡异的是，这桩没有爱情的婚事确实让徐父的病情有了起色，家里人都为此松了口气，完成任务的徐悲鸿则像逃离牢笼一般迅速返回上海继续学业，将那个刚刚成为“徐家妇”的少女彻底抛诸脑后。 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不识字的女人默默吞下了所有的冷漠，她从未有过半句怨言，甚至因为丈夫的长期缺席，而更加倍地替他尽孝，悉心侍奉公婆，连挑剔的徐母鲁氏都被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唯一的寄托，或许就是那个依然让她感到陌生的丈夫，偶尔寄回来那几封只报平安的家书，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徐悲鸿或许永远不会正视这场婚姻的产物，在孩子四岁那年，一封家信提到孙子展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且眉眼间酷似父亲。 艺术的血脉共鸣，终于唤醒了徐悲鸿沉睡的父爱，他开始频繁往返家乡，手把手教导儿子作画，那段时光里，看着那个懂事且极具才情的孩子，徐悲鸿心软了，他懊悔当初因厌恶婚姻而迁怒于无辜的孩子，不仅给予了久违的父爱，更急切地将儿子的名字改为“吉生”。 试图用“吉祥”来洗去当年“劫难”的诅咒，然而名字可以改，命运的剧本却早已写定，或许是上天真的在应验那个“劫”字，刚满7岁的吉生突发急病，在这个最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夭折了。 儿子的死，成了压垮这段摇摇欲坠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徐悲鸿而言，那是愧疚和痛失英才的遗憾，但对于那个被遗忘在旧宅里的女人来说，孩子是她凄苦一生中唯一的光亮与支柱，光灭了人也就枯萎了，在那巨大的悲痛侵蚀下，她没过多久也抑郁而终。 讽刺的是，发妻的离世对于徐悲鸿而言，竟成了一种残酷的“解脱”卸下了封建包袱的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去追求所谓的自由恋爱，他热烈地周旋于蒋碧薇、孙多慈、廖静文这些才女名媛之间，书写着一段段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 那个连名字都没留在史册里的原配，成了他人生画布上一抹被急于覆盖的败笔，可是因果循环终究没有放过任何人，当年为了与蒋碧薇离婚，徐悲鸿背负了100万元现金和100幅画作的巨额“分手费”为了兑现承诺，这位画坛巨匠没日没夜地挥毫泼墨，最终透支了生命。 58岁那年，徐悲鸿猝然离世，他终究没能活成父亲当初为他取名“徐寿康”时所期盼的那样长寿安康，回头看去，他这一生轰轰烈烈，才情盖世，留下了《九方皋》、《愚公移山》这般气吞山河的杰作。 但他那个被定名为“劫生”的长子，以及那个至死都没被世人记住名姓的结发妻子，却像是这场盛大人生演出幕布后，最无声且悲凉的注脚，倘若那个勤劳善良的女子没有嫁入徐家，或许她这一生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平凡确幸，而不是成为一个天才“冲喜”的牺牲品。 信息来源：[1]金浪.“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J].中国文学研究,2024(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