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毛泽东刚到一农妇家，特务就开始进村搜查。农妇将毛泽东藏起来后，转身对特务说：“你们要抓的共党就在我家，快把他抓走吧！” 一九三三年的黄袍山，天刚擦亮，石板路上忽然多了许多生面孔。 皮靴一脚一脚踏过去，枪口乱晃，带队的特务扯着嗓子吼，今天要抓“共党头子”，谁要敢藏人，就让谁全家陪葬。山里人心里都发毛，黄家屋里更是憋得出不了气。 屋角那张矮凳上，坐着的正是悄悄进山的毛泽东。身边只有几名警卫，枪也就那几支，真要对上外面一整队，输得明明白白。 黄菊喜站在门口，听着外面乱骂，眼睛在毛泽东和次子吴朝炳身上来回打量。 两个人个头差不多，神情也有几分相像，这点，她看得清清楚楚。 敲门声一阵紧过一阵，门框都在抖。 毛泽东站起来，要去开门，说白了是不想连累这一家。黄菊喜伸手拦着，咬牙瞅了一眼儿子，说了句土话：“你俩差不多，就朝炳去。”这话一出，屋里一片死静。 毛泽东当场摇头，说她已经没了两个孩子，朝炳不能再出事。 门外忽然一声暴喝，把屋里的人都震了一下。 吴朝炳没再多说，猛地冲上前，把毛泽东推进里屋，反手把门一锁。 黄菊喜拉开院门，抓着儿子的胳膊往前一送，对着特务抬高嗓门：“你们要抓的共党在我家，快把他抓走。”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特务反应过来，把人拖走。里屋门后，有人把头贴在门板上，眼泪往下掉，心里明白，这一推，是用亲儿子的命给革命换出一条活路。 吴朝炳被押走后，受了许多酷刑，最后被砍头示众，头颅挂在路口，吊了好些天。 黄袍山的人路过那一段，只敢低头快走。 消息传回黄家，黄菊喜当场瘫在地上，哭到昏过去。醒了以后，只一件事不肯松口，叫人一定要捎话给毛泽东，让他护住自己这条命。 在她心里，亲儿子已经搭上，那个认回来的干儿子，是整支队伍的主心骨。 二十多年过去，场景到了北京。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天安门城楼上摆着厚厚一摞庆典名单。 工作人员念着全国来的模范和干部，念到一半，毛泽东夹着烟头，突然开口：“把黄菊喜的名字加上。”旁人有些纳闷，这是谁。 给出的解释很短：普通农妇，救过命，五个孩子全牺牲在革命路上。 往前翻，这个“普通农妇”的底子一点不轻松。 一八八二年，黄菊喜生在通城县黄袍山夜珠窝，一个穷得规矩的农家。十岁那年父亲病死，家里粮缸见底，两年后，她被卖去做童养媳。十几岁就在婆家洗衣做饭、下地干活，抬头是山，低头是泥，腰板一天比一天弯。 成了亲，先后生下三男两女，屋里总算热闹起来。 一九一六年，丈夫病死，三十四岁的她一下成了寡妇，五个孩子全靠她一个人撑。那个年月，山里穷得叮当响，她白天下地干活，农闲时就带着孩子讨饭，多亏乡邻你一碗粥、他一块红薯，五个孩子竟都顽强地活了下来。 黄菊喜只认一个理：旧社会不翻，穷人一辈子抬不起头，儿子上阵，心疼归心疼，这个账算得明白。 五个孩子前前后后，全倒在战火里，昔日一家六口，只剩黄菊喜一个人。 换成别人，心早凉透了，她的劲头还往前拱。儿女都不在之后，黄家干脆成了红军联络站，哪支队伍来，她帮着筹粮、缝军衣、做布鞋，照顾伤员；红军在屋里开会，她坐在门口盯梢。敌人盯上她，多次把她抓进牢里，拷打、上刑，据说用过的刑罚有三十多样。 她那时已经上了年纪，几次昏死过去，醒来还是咬着牙，一句话都不肯多说。 后来部队安排她转移，她背起简单行李，躲进深山和破庙，吃野菜、睡土炕，这样半原始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一九四九年通城解放，她才回到黄袍山。 同年秋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辗转进了山里，黄菊喜听完，老泪直掉。回乡后，第一件事不是歇着，而是拄着棍去看五个孩子的坟，一座一座拔草，嘴里轻声念着名字。 新政权站稳，她没把自己当“有功之人”。六十多岁的身子，又投进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这些事里。抗美援朝时期，她支持孙子参军，把自己打草鞋攒下来的钱全都捐给志愿军，嘴上说穷人帮穷人，该出这份力。 当地政府多次授予她“劳动模范”的称号，乡亲提起她，都说这是个心硬、心热又搁在一起的老人。 她知道干儿子已经成了国家领袖，却一直不肯去麻烦一句。 直到一九五九年，被毛泽东点名接到北京，站上天安门城楼，看着队伍从城门洞下走过，眼眶又湿了一回。 那一刻，黄袍山、五个孩子、新中国，都压在这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里。 一九七一年，黄菊喜在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九岁。 后来，当地给她和五个子女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片丹心照日月，五腔碧血写春秋。”山风年年吹着碑面，字迹慢慢旧下去，村里的后辈路过，总有人抬手指一指，用很朴素的一句话记着这一家：穷苦人，把整条命都交给了这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