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8日，第43军127师政委关光烈接到电话，说：“首长有事找他。”经过军里同意，关政委进京，没想到只见到空军作战部林副部长。一见面，林副部长就讲：“你帮我搞一批火焰喷射器、火箭筒。” 关光烈出生于1926年，在辽宁法库长大，那时候东北地区局势动荡，他从小就接触到各种社会变化。1945年，他还在鞍山一所学校念书，听到部队招人的消息，就直接报名参军了。从那以后，他加入了东北的作战队伍，跟着部队打了不少仗，一路从东北打到南方。部队生活让他学会了组织管理和基层工作，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到1950年代初，他被调到广州军区，在组织部当干事，主要负责干部人事方面的具体事务。那几年，他处理过很多部队内部的调整事宜，逐步熟悉了军区运作方式。 1959年，关光烈被选调到更高层办公室担任秘书一职，主要协助处理日常文件和协调事项。这个岗位让他接触到更多高层工作，但也增加了责任压力。他在秘书位置上干了几年，负责起草报告和安排日程，工作节奏快，需要随时保持警觉。到1965年，他觉得还是更适合一线部队环境，就主动申请调离秘书岗位，被分配到第43军127师担任副政委。师里工作更接地气，他开始直接管理部队政治教育和官兵思想动态，那时候部队强调纪律和训练，他也跟着参与了不少实际任务。 在127师的三年时间里，关光烈逐步适应了师级管理，负责多项政治工作，因为处理事务得力，1968年他被升为师政委。这个职位让他全面负责师里的政治方向和组织建设，他经常检查基层连队，确保各项规定落实到位。到1971年，他已经在师政委位置上稳定下来，处理日常事务游刃有余。那时候部队生活相对规律，他也积累了从基层到领导的完整经验，为后来事件打下基础。 1971年9月8日那天，关光烈正在军部参加会议，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传达说首长有事要找他，让他尽快进京。自从离开原秘书岗位后，他就没有再与那位首长直接联系过，这次突然召唤让他感到意外。他向军里王政委请示，王政委同意放行，但提醒要多注意。关光烈随后赶往北京，入住部队招待所，却没有见到首长本人，而是见到了空军作战部林副部长。 林副部长一见面就提出要提拔关光烈为第43军政治部主任，这个提议不符合正常组织程序，让人觉得突然。接着，林副部长又要求关光烈从师里调集一批火焰喷射器、火箭筒和军服。关光烈追问这些装备的具体用途，林副部长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只是反复强调需要尽快筹集。关光烈表示自己的级别有限，调动物资必须通过正式报告和审批流程，不能私下操作，最终没有答应这个要求，林副部长就离开了。 这个事件发生在部队管理严格的背景下，关光烈坚持原则，没有越过组织程序，这反映出他多年军旅生涯养成的纪律意识。那时候部队强调集体决策，个人不能随意调动资源，林副部长的要求显然绕过了正常渠道。关光烈后来回想此事，觉得当时就察觉到不对劲，但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这成了他日后反思的点。整个过程突显了军内规章的重要性，避免了潜在风险。 关光烈进京后住进招待所，等待召见时，林副部长直接提出要求，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事情不简单。林副部长先抛出升职的诱惑，再转到索要装备，这顺序让人联想到有某种交换意味。但关光烈没有被升职吸引，坚持问用途，林副部长回避回答，这加深了疑虑。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属于重型装备，军服也需正式申请，私下调集违反规定。关光烈摇头拒绝，强调级别不够，必须走流程，这体现了他的谨慎作风。 事件后，关光烈返回部队，继续原职。这次拒绝在当时看来是小事，但后来证明有深远影响。那年代部队物资管理严，任何调动都要层层审批，林副部长的行为显得异常。关光烈事后常想，如果当时答应了，后果可能严重。这件事也提醒军内人士，面对不合规要求时，要坚守底线。林副部长离去时不满，但关光烈没有妥协，这点值得肯定。 事件结束后，关光烈继续在127师担任政委，处理日常部队事务。那时候部队面临一些审查，他作为重点对象，被隔离关押了几年。关押期间，他配合调查，没有涉及重大问题，但还是被判了刑，关了大约10年。这段时间让他脱离了军旅生活，转向反思过去经历。出狱后，他脱下军装，移居河南，开始过普通人日子，开了一家小店维持生计。 小店生意简单，他每天打理货物，接待顾客，逐步适应地方生活。1980年代，他已经完全融入平民节奏，偶尔与老战友联系，交流往事。那时候社会变化大，他也跟着调整心态，不再提军内旧事。晚年他身体渐弱，但还是保持低调，专注于家庭。2008年，他因病去世，享年82岁，一生从参军到退休，经历了多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