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大特务徐远举准备逃走，他从沈醉手中拿过通行证后，长出了口气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到时降几级，说成是下级军官，比将军更吃得开。” 他此时已经身处昆明，几天前才从重庆飞来。徐远举没想到，这一程本该是他逃往台湾的跳板，反而成了命运拐点。屋里空无一人，朱子英不见踪影，沈醉也没回来。 他心里开始犯嘀咕。 几小时后，有人带来消息：沈醉已被控制，昆明变天。 局势骤变，徐远举坐不住了。他早年曾在西藏布控情报网，后来在重庆掌控保密局情报线，手底下不是没处理过类似变局。 他这人自诩精明，一直靠察言观色在国民党高层生存。1938年护送班禅驻锡代表进藏时，他就是靠假扮随员混进寺庙，暗中记录僧官动向。 重庆失守前，他清查过中共地下电台，几次下手狠辣。可这一次，他竟完全判断失误。 他带着通行证，借了一辆吉普车准备离开昆明。街头安静得出奇，一路没碰上熟人。车刚开到南站附近，前方突然横出一辆警备司令部的卡车，七八名军警拦住了他。 带队军官拿出通缉单，冷冷盯了他几眼，把通行证丢回他怀里，说：“你是徐远举吧？跟我们走一趟。” 人一旦失势，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被带到拘留所关押。几小时后，周养浩也从机场被带回来。曾经的副区长，现在连多说一句都显得多余。 两人见面时没说话，只交换了一个眼神。 押解重庆途中，他试图向押送人员套近乎，没一个理他。到白公馆那天夜里，他要求单独一间房，被拒。他曾亲手指挥过无数次审讯，现在只能窝在狭窄床铺上挨冻。 进入1950年后，他连续接受审讯，最初抗拒，不久就开始详细交代。他清楚自己干过的事太多，重庆保密局所有内部构造都藏不住。 他甚至主动交代1947年整肃川内学生会事件，说那次本是戴笠吩咐，不得已而为之。 他在交代中拼命写信、交材料，揭发昔日同僚，力图保命。可从未有人向他承诺宽大。1951年被移交至战犯管理所后，他继续申请减刑，态度越来越低。 他也曾向管理人员说自己“多干了几年坏事”，愿意赎罪。被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时，他心态彻底崩了，夜里常惊叫，狱友也不愿与他同屋。 1959年初春，北京冷得厉害。他坚持洗冷水澡，说能醒脑。管理所人员劝不动。有天早上他洗完后倒在院角，送医途中断了气，死因登记为突发心脏衰竭。 徐远举这类特务，不少都没挺过历史的转向。他当年在军统里称得上精明，戴笠一度评价他“肯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