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军战败时，很多德军宁愿成群结队跑向西线向盟军投降，也不愿意脱掉军装跑回老家。这主要是因为德三在45年仍然有控制力，600万人民冲锋队和宪兵，虽然打不过美苏两军，但打的过逃兵，是真有能力把逃兵挂电线杆子上或者直接枪毙。 4月下旬的易北河东岸，十几名德军工兵悄悄解开绑腿，想换上平民衣服混过防线——他们不知道，树林边缘的草垛后，早已藏着宪兵的望远镜。 为何这些久经沙场的士兵，宁可面对盟军的枪口，也不敢独自踏上归途？ 那时的德国，早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东线，苏军与美军4月25日在易北河会师，铁钳般夹碎了帝国的脊梁；柏林城内，炮弹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下炸开，希特勒4月30日饮弹自尽后，剩下的抵抗不过是困兽最后的喘息。 可帝国的神经末梢仍在抽搐。从2月开始，戈培尔推动的全民动员让600万人民冲锋队走上街头，这些由16岁少年和60岁老人组成的队伍，手里或许只有老式毛瑟枪甚至农具，却成了后方最锋利的刀。 野战宪兵则更专业，他们有“英雄抓手”的绰号，背着MP40冲锋枪在公路旁设卡，检查站的沙袋后总架着机枪，旁边常挂着几具僵硬的尸体，军装口袋里露出的士兵证还沾着血。 那伙工兵刚钻进树林，宪兵的信号弹就窜上天空。不到十分钟，附近村子的冲锋队扛着铁锹、猎枪涌来，两百多人把小树林围得水泄不通。 工兵们被反绑着押到路边，十一具尸体当天就挂在了电线杆上，剩下三个带伤的被送去惩戒营，第二天清晨也没听见他们的求饶声。 这种近乎疯狂的控制力，源自1944年底希姆莱与博尔曼的权力争夺。冲锋队名义上归纳粹党管辖，宪兵却直属国防军，两者在最后几个月达成诡异的默契：对外抵挡不住盟军，便对内拧紧绞索。 历史档案显示，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军法处判处约2万逃兵死刑，其中1.5万执行，而1945年春天就占了大半——那些日子，电线杆成了后方最常见的“路标”。 但成百上千人的队伍就不同了。第12集团军残部在哈伯施塔特南边集结了两万多人，温克上将带着三十多辆坦克突击炮，身后跟着十几万难民和伤兵，像一条受伤的巨蟒向美军防线蠕动。 遇上冲锋队的路障，坦克炮管微微一转，那些握着步枪的老人孩子便慌忙搬开拒马；宪兵检查站的哨兵看到坦克履带碾过尘土，连敬礼都带着颤抖。 大德意志师的莱曼少校更聪明。他在柏林以南的松林里收拢了八百人，六门105毫米榴弹炮、十二挺重机枪和两辆半履带车排成纵队，炮口一律朝后，步兵在两翼警戒，像一支随时准备反噬的毒箭。 就这样，他们顺利通过三处宪兵站。第一处在弯道，队长看清师旗后立刻放行；第二处在村口，哨兵连证件都没敢查；第三处在桥边，检查员干脆躲进了路边的草屋。 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没人敢拦这支“活死人军团”。 可那些落单的士兵呢？美军在5月初的报告里写道，许多小镇广场上都挂着尸体，双手反绑，头套麻布袋，脚下散落着烟蒂和弹壳。 他们曾是帝国的士兵，最终却成了帝国最后的祭品。 汉斯·穆勒是幸运的。他所在的十七人小队在萨勒河边追上了两千人的装甲掷弹兵部队，一起向美军第83师投降，1947年回到巴伐利亚老家时，还能拿起锄头种土豆。 而更多没能抱团的士兵，只能在乡道旁的电线杆上摇晃，铁牌上“懦夫”二字在风中生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