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罗南辉去万县接头，被敌人抓住了。被捕后，他没按常理出牌。 1930年的罗南辉才22岁，本是作为川东特委军委书记秘密潜入万县，不幸的是，还没接上头，那个预定的联络点就因叛徒出卖变成了捕鼠笼，他在踏入的一瞬间就落网了，在那份被缴获的介绍信上，化名“罗敏”的他成了特务眼中的肥肉。 敌人原本磨刀霍霍，监狱甚至做好了动用重刑撬开这张嘴的准备，毕竟按照惯例，哪怕是普通地下党也大都是铁骨铮铮，他甚至都没等刑具摆好，就像个被吓破胆的可怜虫一样“招了”，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还主动把随身的信件双手奉上。 那副急于求生的窝囊样，简直让审讯官感到泄气，特务们满心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结果眼前这个蓬头垢面、满口方言的年轻人，怎么看都像是刚从土堆里爬出来的苦力，罗南辉的回答充满了市井气的狡黠与愚钝，他说自己在水烟铺打工太苦，听说入党能赚钱、管饭就来了。 在他的描述里，神圣的革命组织被降格成了一个单纯“发工资的运输公司”他甚至抱怨自己每天只是负责跑腿送信，至于信里写什么、组织主张什么，他一概来个“一问三不知”为了坐实这个“文盲交通员”的人设，他特意强调自己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只知道有奶便是娘。 这种半真半假的谎言最具杀伤力，贫苦的出身是真的，在水烟铺做过工也是真的，这种底层逻辑严丝合缝地嵌入到了他的表演中，对于抓捕者来说，如果对方硬刚到底，他们反而确信抓对了人。 但面对这样一个为了口饭吃就没什么底线的“糊涂虫”，继续用刑似乎都成了浪费力气，被关押的一年多时间里，审讯室那边的动静小了，监狱里的“戏”却开场了，既然敌人拿不准他的身份，罗南辉决定用最荒唐的方式帮他们下决心。 他深知当时国民党监狱虽奉行“宁可枉杀”政策，但对于毫无价值的“废料”也不会无限期供养，于是，一封奇怪的家书从监狱里流传了出来，这信当然不是罗南辉自己写的——既然演的是文盲，他就得请狱友代笔。 信里的内容更是让监狱长哭笑不得：罗南辉竟然告诉外面的人，监狱里比外面舒服多了，既有吃有住，还不用像以前送货那样风吹日晒，他觉得这日子过得“挺美”除此之外，他只要逮着机会就跟看守套近乎，整日一副乐不思蜀、好吃懒做的无赖嘴脸。 这种“反向操作”极具迷惑性，特务们见惯了誓死如归的英雄，也见过痛哭流涕的叛徒，唯独没见过这种把坐牢当度假的奇葩，在敌人眼里，这种脸皮比城墙厚、胸无大志的“烂泥”，绝不可能是传说中有着钢铁意志的共产党核心人物。 这种印象一旦固化，罗南辉在他们眼中就从“嫌疑犯”变成了单纯消耗军粮的累赘，终于在他入狱第二年，早已不耐烦的敌人决定把这个“饭桶”扔出去，就在宣布释放的那一刻，罗南辉完成了这出大戏的最后高潮。 听说要被赶出监狱，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欣喜，反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尊严地跪在地上撒泼打滚，苦苦哀求特务们别赶他走，甚至大喊着想留下来继续吃皇粮，他越是表现得像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敌人让他“滚蛋”的决心就越坚定。 重获自由的罗南辉像换了一个人，他迅速摆脱了那个唯唯诺诺的躯壳，重新接上了因被捕而中断的革命线条，那个“不识字”的年轻人，转头便去川中搞起了兵运，他不是什么只认钱的交通员，而是能在战场上从容调度的指挥官。 从组织农民起义到担任红33军副军长，再到长征途中负责全军后勤，他在真实的硝烟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华，1936年，当敌机在甘肃会宁华家岭投下炸弹时，正在指挥红5军阻击敌人的罗南辉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这距离他在万县监狱里装疯卖傻仅仅过去几年。徐向前元帅后来在听闻噩耗时悲痛不已，称这是红四方面军的巨大损失，历史证明那个曾在地上打滚求饶的青年，才是真正有着一副摧不垮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