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怎么样？   提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怎么样？   提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必然脱口而出；说起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闲逸也早刻进记忆。这两位北宋的“文化顶流”，不光文章传千古，彼此的交情更是经得起风雨磨的真骨头,既是政坛上并肩扛事的战友，也是文坛里彼此识货的知己，连人生起伏都紧紧绑在一起。   论年纪，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算是前辈。欧阳修刚踏入仕途时，范仲淹已凭《岳阳楼记》的雏形思路和戍边功绩名声在外。两人真正结下深交，是在庆历新政那阵风口浪尖上。1043年，范仲淹牵头搞改革，要整肃吏治、改善民生，刚任知谏院的欧阳修立马站到他身边，成了最硬核的支持者。   保守派看不惯新政，就拿“朋党”说事,这在古代官场是皇帝最忌惮的罪名。当时有个叫高若讷的谏官，本该替新政说话却装哑巴，欧阳修气不过，直接写了封《与高司谏书》，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把对方的失职兜底揭穿。这封骂信彻底捅了马蜂窝，保守派趁机诬告欧阳修和范仲淹结党，宋仁宗也被说动了。   别人都怕沾“朋党”的边，欧阳修偏不躲。他干脆写了篇《朋党论》呈给皇帝，直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说君子的交情是靠道义维系，小人的交情才靠利益捆绑，劝皇帝要辨明真假朋党。   这篇文章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可还是没能保住新政。1045年，范仲淹被贬出京，欧阳修也因“外甥女案”的无妄绯闻受牵连，被贬到了滁州——后来写出《醉翁亭记》的地方。   政坛上是生死相托的战友，文坛里更是彼此赏识的知己。两人都看不惯当时浮华空洞的骈体文，力推古文运动，要让文章“言以载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得沉雄悲壮，把家国情怀融进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则以浅白文字写山水之乐，藏着“与民同乐”的初心，两人文风不同，却都踩中了“文以载道”的核心。   最见交情的是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给他写《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的事。碑文中，欧阳修如实写了范仲淹曾与早年政敌吕夷简“欢然相约勠力平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特别不满，觉得不该提父亲和“仇人”的交集，要求删改。   可欧阳修坚决不松口，因为他亲眼见过范仲淹写给吕夷简的书信，知道这段史实是真的。即便面对挚友家人的质疑，他也守着“事信言文”的原则，这份较真反而更显对范仲淹的尊重。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人生轨迹像照镜子。范仲淹戍边时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欧阳修出使契丹时也记录下“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范仲淹被贬邓州成就《岳阳楼记》，欧阳修被贬滁州写出《醉翁亭记》，都是在逆境里把情怀炼成千古名篇。   范仲淹称欧阳修“器质纯美，学问淹通”，欧阳修则说范仲淹“公之功德，不可胜书”，这种互相认可从不是虚话。   他们的交情，不是酒肉朋友的热闹，而是“同道者”的默契。你搞改革我就挺你，你被贬我就陪你，你去世我就守着事实写你。北宋的文坛因他们多了风骨，政坛因他们多了亮色，而这份跨越年龄、经得起风雨的情谊，也和他们的文章一样，成了留传千年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