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再次语出惊人！他说：“我堂堂复旦教授，而我儿子只上了二本。当年高考分数出来后，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兜了三圈，心里释然了。因为贫穷富贵皆有定数，如果人到了40岁还不信命，那你这辈子估计就这样了！” 一位复旦顶尖教授，费尽心思栽培儿子上名校，结果分数单砸下来，只够二本。他没哭没闹，反而骑车街头转三圈，笑对人生。这“信命”背后，是什么道理？ 王德峰1956年出生在江苏泰州一个普通农家，那地方河道纵横，日子过得紧巴巴。恢复高考那年，他21岁，抓着机会拼命复习，1978年考进复旦哲学系。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他一步步走扎实，1990年代初留校当教授。课堂上，他讲康德、讲尼采，总能把深奥道理说得接地气，学生们爱听，毕业后还常回学校聊天。 作为老师，王德峰对教育有股子热劲儿。儿子生在1980年代初，他从幼儿园就开始挑最好的。城区那家幼儿园环境好，老师教得细，他觉得这样起步稳。小学选重点校，课业重但底子厚。中学直奔市里顶尖的，目标就是让孩子接自己的班，进复旦深造。教职工子女有政策，一本线就能上，他算盘打得精，盼着儿子分数一出，就能打包票。 这些年，他工作忙，育儿也没松懈。办公室批论文时，顺手看儿子成绩单。周末打电话问孩子吃得香不香。假期带去图书馆，挑哲学科目书看。儿子高三冲刺，他煮粥陪饭，叮嘱多练作文。复旦那政策，让他满心期待，总觉得自家孩子天生聪明，努把力准行。 1996年高考成绩一公布，王德峰打电话给招生办，兴冲冲问分数够不够。对方查了查，说刚过二本线，一本差远了，差点连大学都悬。电话一挂，他愣了会儿，抓钥匙出门，骑上自行车在街上转了三圈。转完回家，胸口那口气松了。他后来直说，这事儿让他认清了，贫富贵贱都有数，到四十岁还不懂这个理儿，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说实话，这话听着刺耳，但王德峰不是消极。他讲的“信命”，是懂规律，顺天道。儿子上二本，他没再死盯着复旦。志愿填好，开学送去火车站。孩子适应了新学校，慢慢找到兴趣，成绩上来了。后来申请出国，进了国际一流大学，继续学业。家里这事儿，反倒让父子关系近了，王德峰看在眼里，明白教育不能一刀切。 王德峰反思，自己过去错在哪儿？就是把自家价值观硬塞给孩子。学术圈他混得开，爱抽烟研究哲学，儿子不一定爱这口。强求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放手后，儿子自己选路，走得稳当。这不光是家事儿，很多中国家庭都这样。从小幼儿园起，就盯着好学校、好工作、好家庭，图个“幸福人生”。 而王德峰这人，学生叫他“哲学小王子”。课上金句多，年轻人听完觉得心安。他的书《寻觅意义》，聊读书、教育、生活，小故事引出大道理。讲虚无、得失、人性，教人在现实里找意义。他说，现代人不安，就因为缺“意义”两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