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后，红军逐渐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只是借道过境，地方军阀大多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有时甚至只追不堵，还会私下给红军一些帮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的“送客”计划，又比如龙云主动献地图、送药品。 那时的红军刚经历湘江血战，兵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锐减到三万，疲惫不堪的队伍急需喘口气。而国民党内部却乱成一团：蒋介石想借“剿共”之名，让中央军趁机渗透地方，把李宗仁的广西、龙云的云南都变成“中央地盘”；地方军阀们心里门儿清，表面喊着“剿共”口号，暗地里却打着“送客”的主意——只要红军不占自己的地盘，就犯不着拼尽全力去打。 熟悉民国军阀史的人都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早就和蒋介石斗了十几年。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差点把桂系打垮，后来桂军靠着“保境安民”才稳住广西。1934年红军要来，白崇禧在桂军高级会议上拍了桌子：“红军是路过的客人，蒋介石才是要抢家的豺狼！咱们要是跟红军拼得两败俱伤，中央军一进来，广西就不是咱们的了！” 这话成了桂军的行动准则。红军进入桂北时，桂军在湘江沿岸布了防，却没真下死手。有红军战士后来回忆，过兴安时看到桂军在山头上开枪，子弹却总往天上飘；晚上宿营时，还能听到桂军哨兵在远处喊：“你们赶紧走，别在这儿耽误！”更绝的是，桂军故意把湘桂边境的浮桥留着，没烧也没拆，就等着红军快点过境。 白崇禧还搞了个“三面堵、一面放”的花招。他让桂军在红军来的路上布重兵，摆出要打的架势，却在红军往贵州去的方向故意留空当。蒋介石发电报骂他“剿共不力”，白崇禧就回电说“红军机动性太强，桂军兵力不足，实在堵不住”，暗地里却让部队“只追不堵，别跟太紧”。后来有人算过，红军过桂北的七天里，和桂军的正面冲突加起来不到三次，损失远比湘江战役时小。 反观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倒是追得紧，可桂军根本不配合。薛岳想让桂军在前面堵，自己在后面追，把红军围在桂北，白崇禧却故意把部队往两边撤，还跟薛岳说“桂军要守广西腹地，抽不出人”。结果中央军追到时，红军早就从桂军留的通道走了，薛岳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骂娘。 到了1935年2月，红军进入云南，龙云的“操作”更让人意外。这位“云南王”表面上派滇军去堵，暗地里却找了个亲信，让他装成烟贩，把一张标满滇军布防、渡口和补给点的地图，偷偷塞给了红军联络员。地图是龙云亲手改过的，连哪里有山泉、哪里能找到粮食都标得清清楚楚，比红军自己侦察的还详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龙云还让亲信带了些药品——有治疗外伤的草药，还有几盒奎宁。那时云南疟疾横行，红军不少战士都得了病，奎宁在当时是救命药。亲信跟红军联络员说：“龙主席说了，红军只是借道，别在云南耽误太久，这些药算给你们路上用的。”后来红军巧渡金沙江，靠的就是这张地图，知道哪个渡口没滇军防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过江。 龙云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云南是他的“独立王国”。从1927年掌控云南开始，他就不让中央军踏进云南一步，连税收、军队都自己说了算。蒋介石想让滇军全力剿共，其实是想让滇军和红军两败俱伤，然后派中央军“接管”云南。龙云在日记里写：“红军过云南，最多半个月；中央军进来，就再也走不了了。” 红军也摸透了地方军阀的心思，专门搞了“区别对待”的策略。路过桂北时，红军贴的标语是“红军只打蒋介石，不打广西老百姓”“借道过境，秋毫无犯”；到了云南，又跟当地百姓说“红军不占云南一寸地，只为北上抗日”。这种宣传让桂军、滇军更放心——知道红军不是来抢地盘的，就没必要真刀真枪地打。 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从来就不是一条心——蒋介石想把全国的权力都攥在手里，地方军阀想守住自己的地盘，双方的矛盾比国共矛盾还深。红军刚好利用了这种矛盾，为长征减少了不少阻力。 要是没有桂军的“送客”，红军可能要在桂北多打几场恶仗，兵力损失会更大；要是没有龙云的地图，红军巧渡金沙江可能没那么顺利，说不定会被滇军和中央军围堵。这些地方军阀的“小动作”，虽然是为了自保，却在无形中帮了红军一把，成了长征路上的“意外助力”。 后来蒋介石知道了桂军、滇军的“放水”，气得直拍桌子，却也没办法——桂军在广西根基太深，滇军在云南说一不二，他要是真把李宗仁、龙云逼急了，他们说不定会联合红军反蒋。只能在电报里骂几句，最后不了了之。 现在回头看，长征能成功，既有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也有对敌人内部矛盾的精准把握。李宗仁、龙云这些地方军阀，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地盘，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红军长征的“间接推手”。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有时候敌人的“私心”，反而会成为革命的“转机”。 要是当时地方军阀都跟蒋介石一条心，全力剿共，红军的长征之路会难上百倍。可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给了红军喘息和机动的机会。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团结才是力量，要是内部不团结，再强大的势力也会漏洞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