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曾暗示:李治20年皇帝生涯一直受“风疾”所苦，很可能是武则天早已暗中下毒。

欧阳修曾暗示:李治20年皇帝生涯一直受“风疾”所苦，很可能是武则天早已暗中下毒。 他在《新唐书》中写道：“及自立，李宗夷戮，若奉罂粟，毒螫浮浮。”这位宋代史家以儒家正统的如椽巨笔，为武则天勾勒出一幅精于权谋、心狠手辣的政治肖像。当我们透过这千年的道德审判回望历史，唐高宗李治那持续二十余年的头晕目眩，便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毫不掩饰对武则天的批判，他记载武则天毒杀亲甥女魏国夫人，更直指太子李弘之死“时人以为天后鸩之”。这种鲜明的道德立场，为后世理解武则天提供了一个充满敌意的视角。在欧阳修看来，这位女性掌权者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对病榻上的丈夫下手，似乎也顺理成章。 然而，当我们拨开这些带着强烈价值判断的记载，会发现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同时代的《旧唐书》对李治之死的记载却颇为平实：“上苦头重不能视”，仅描述其病状而未言及其他。这种史书记载的矛盾，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李治的“风疾”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他的症状——持续性头晕、视力衰退、肢体麻痹，极可能是高血压引发的脑部供血不足。这种疾病在李氏皇族中并非孤例，太宗李世民晚年也受其困扰。 但令人深思的是，这场疾病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恰好与武则天的权力上升轨迹惊人地吻合： 660年，李治首次因风疾发作委政武则天； 665年，武则天首次主持泰山封禅大典； 683年，李治病逝前，遗诏赋予武则天“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权力。 疾病的自然进程与权力的有序转移如此严丝合缝，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精心布局的结果？ 从技术层面看，武则天确实具备下毒的一切条件。她通过多年经营，完全掌控了负责皇帝医药的尚药局。若使用慢性毒药模拟风疾症状，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几乎无法察觉。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武则天确实有过“前科”。除了欧阳修明确记载的魏国夫人案，宫中还有数起离奇死亡事件与她有关。这种行事风格，让人不得不怀疑她对李治是否也会采取同样手段。 但精明的政治家从不做不必要的冒险。当时的武则天已经通过“二圣临朝”体制掌握了实权，毒杀皇帝一旦败露，她将失去一切政治合法性。对于一个已经将权力牢牢握在手中的人而言，这样的赌博是否值得？ 或许，我们都被欧阳修的道德笔法带偏了方向。真正的权谋大师，从不需要事事依靠毒药。 武则天最深远的智慧，在于她懂得如何利用既有的条件为自己服务。李治的风疾是事实，她不需要制造疾病，只需要善加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是常态，她不需要一一铲除，只需要巧妙制衡。 在李治头晕目眩、无法理政的那些年里，武则天做的不是在药中下毒，而是在朝中培植亲信，在奏章中学习理政，在每一次代行皇权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当她最终登上皇位时，靠的不是一包毒药，而是二十年来积累的政治智慧与实力。 历史的真相往往有两层：第一层是事件本身的真相——李治确实死于疾病；第二层是权力的真相——武则天确实从这场疾病中获得了最大利益。我们往往执着于探寻第一层真相，却忽略了第二层真相往往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大明宫的深宫里，李治的头晕目眩是他人生的悲剧，却成了武则天命运的转折点。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幽默——它从不按照简单的善恶剧本上演，而是在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偶然间，书写着超越道德评判的宏大叙事。 当我们放下“是否下毒”的执着追问，或许才能看清：疾病给了武则天机会，而她的政治智慧让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唐高宗李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