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

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大卫·古德尔，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生态学家，80岁的时候还出版了厚厚的《世界生态系统》，退休后被大学聘为荣誉教授，没薪水也天天准时上班。 直到102岁，他还在给生态杂志编辑论文。有一次学校担心他年纪太大出意外，劝他在家休息，不让他进办公室，这位倔脾气的老人还闹了场小脾气。女儿提起这事总说：“我父亲的脑子比年轻人还灵光，不让他工作，比让他饿肚子还难受。” 那些年，他还曾独自坐火车穿越1800多英里，从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赶到南端的阿德莱德，只为一场学术交流。 衰老的脚步却来得猝不及防。103岁以后，大卫的身体机能急剧下降。眼睛渐渐看不清论文上的字，腿也没了力气，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他再也不能开车去野外考察，不能像从前那样打网球锻炼身体，甚至连最喜欢的话剧也没法去看了。 学校彻底禁止他再去办公室，他的生活从忙碌的科研节奏，一下变成了“等早餐、等午餐、等晚餐”的循环。 更让他崩溃的是一次意外。几个月前，他在珀斯的家中不小心摔倒，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整整两天，无论怎么大声呼喊都没人听见，直到保姆上门才被发现。这次经历让他彻底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需要依附别人才能活下去的人。 “我不快乐，我想死。”104岁生日那天，他对着采访的媒体坦然说出这句话，“我非常遗憾活到这把岁数，更希望生命终结在七八十岁。” 大卫没有患绝症，只是无法忍受没有质量的生活。可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安乐死只对绝症患者开放，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瑞士——这个唯一允许外国人接受医助安乐死的国家。 出发前，他特意穿上一件印着“可耻地老去”的上衣，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被动衰老的反抗。 2018年5月9日，大卫在瑞士开了一场简单的记者会。面对围拢的媒体，他有些意外：“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当被问到想选什么音乐陪伴最后时刻，他想了想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末章吧。” 说完，他用德语轻轻唱了一段《欢乐颂》，清亮的歌声让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告诉大家：“我很高兴明天能结束生命，感谢专业人员的陪伴。” 第二天上午，在《欢乐颂》的旋律中，大卫自己按下了注射按钮。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平静离开的时候，注射药物30秒后，他突然睁开眼喊了一句：“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他的吐槽让在场的人既心酸又敬佩。上午10时，这位一生热爱生命的科学家，在平静中离去。 大卫用一生证明了对科研的热爱，又用最后的勇气戳破了“长寿即幸福”的迷思。 对他而言，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尊严和质量。就像他留下的那些科研著作一样，他用自己的选择，给世人留下了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