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美国，几名中情局探员突然出现在一位中国老人的家门口，出示证件后，直接对老人说道：“保证提供永久居留权和高薪科学家待遇。” 中央情报局探员坐在曾肯成面前，把条件摆得明明白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带花园的独栋别墅，连他患红斑狼疮的女儿都能享受全免费治疗。 这些诱惑足够让任何一个学者心动，尤其那时他正为女儿的医药费四处奔波。 可曾肯成只摇了摇头，语气没半点犹豫：“学术研究咱们能合作，要我搞密码给你们服务，绝不可能。” 这事得从几个月前说起，那年1月，曾肯成受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邀请去讲学，年底参加美国密码学大会时，随口点出了美国商用密码加密标准里的一个疏漏。 就这一句话，让美国国家安全局坐不住了，他们查来查去，认定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是个密码天才，非得把人留下不可。 先是联邦调查局的人隔三差五上门，拉着聊学术聊生活，话里话外都是劝他留在美国。 跑了十几次没结果，中央情报局才亲自出面，拿出了那套“诚意满满”的诱惑方案。 没人知道曾肯成那时心里的挣扎，女儿的病是他最大的软肋，美方偏偏戳中了这点。 但他从第一次见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学术交流，是策反。 他悄悄联系了在美国的中国同事，听了他们的建议后，连夜赶到路易斯安那州附近的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把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 国内很快有了回应，外交部通知中科院，中科院马上派人赴美，陪着他办好了所有回国手续。 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那15个月里，美国三大情报机构前前后后找了他20次，许的好处一次比一次多，可他心里始终有杆秤： “我是中国人，密码研究关系国家秘密，这根线绝不能松。”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忠诚，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显出来了。 曾肯成是湖南涟源人，1950年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1956年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留学。 没想到去了没多久，就因为言论问题被错误定为右派，要立刻回国。 那天在莫斯科火车站，月台边停着两列火车，一列往北京，一列往华沙，所有人都知道，回北京就得接受批判，去华沙或许能躲掉这场风波。 可他看着那列驶向祖国的火车，没半点犹豫就踏了上去。 后来有人问他不后悔吗？他只说了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回国后，中国科大看中了他的才华，1959年把他请去数学系任教，他讲课是出了名的有意思，从不用教材，全凭一肚子学问。 他写教材更是厉害，建校初期的《微积分》《线性代数》这些讲义，全是他一支笔、一包烟，通宵达旦写出来的，最多一个星期就写完一本。 同住的青年教师史济怀说，见过厉害的，没见过这么厉害的。 1974年，中科大数学系开始搞编码研究，曾肯成这才接触到密码学。 那时候条件差，他就带着一群年轻教师和学生钻实验室，研究移位寄存器，还真搞出了不少成果。 1978年，学校直接把他从讲师提成教授，可就在他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女儿得了红斑狼疮。 为了给女儿治病，他调到北京的中科大研究生院，到处代课挣医药费，日子过得紧巴巴。 即便这样，他也没放下研究。 八十年代初，他找了吕述望、赵战生几个青年教师，凑了个“电子密钥研究小组”，家里就是办公室，困了就躺一会儿，醒了接着讨论。 1984年，研究生院成立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也就是后来的DCS中心，他们才算有了正经的研究地方。 曾肯成带着大家没日没夜地干，1991年，DCS中心升级成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1992年，他牵头的密码学研究成果拿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份荣誉，是他和团队用无数个通宵熬出来的，也是他对国家最好的交代。 曾肯成这一辈子，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他的天才头脑，是他心里的那杆秤。 莫斯科月台上的选择，是个人荣辱和祖国的权衡；美国情报机构面前的拒绝，是物质诱惑和国家利益的较量。 他搞密码研究，守的是国家的秘密；他站在讲台上，传的是知识更是骨气。 他是密码界的“钱学森”，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心里都装着“国之大者”，再大的诱惑也动不了心，再难的处境也磨不了志。 真正的密码，从来不是藏在算法里的玄机，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忠诚。 曾肯成用一辈子证明，一个人的才华再高，也高不过对祖国的忠诚；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为国家做的贡献。 【评论区聊聊】这样一位有才华更有骨气的学者，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信源：【校史档案】第十四期：曾肯成：国家秘密的守护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