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1946年的成都，街头巷尾还飘着盖碗茶的清香，暗地里却已是革命浪潮涌动的前沿。 朱君友彼时的身份是民盟地下工作者，他既要把盟组织的财务打理得明明白白，让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又要当好隐蔽战线的“顺风耳”。 每天夜深人静，家人睡熟之后，他就悄悄拧开收音机，贴着喇叭听新华社的广播，还有外台的华语播报，一字一句记在小本子上，连夜整理成条理清晰的情报。 天刚蒙蒙亮，交通员就会准时出现在约定地点，接过这份带着油墨温度的情报，转身消失在晨雾里。 这样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三年，没人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人，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为革命事业传递着关键信息。 1949年下半年，局势变得越来越紧，人民解放军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正朝着大西南挺进，国民党当局像输红了眼的赌徒，加紧了对地下革命活动的镇压。 街头的特务越来越多，空气里都带着紧张的味道，可朱君友没打算停手，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从来都是漂漂亮亮完成。 变故发生在11月的一个晚上，他路过玉带桥时，突然被几个穿黑褂子的特务拦住——这是特务常搞的“扎口子”突袭。 他身上带着刚整理好的进步书刊和传单，根本来不及藏，被特务搜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清楚，这下麻烦了。 当天晚上，他就被关进了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看守所里的日子，是对肉体和意志的双重折磨。 朱君友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被特务反绑着双手吊在房梁上，施了“鸭儿浮水”的酷刑，鞭子抽在身上，血顺着衣裳往下淌，很快就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特务们以为这样就能让他开口，可不管怎么打，朱君友就是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 在那些特务眼里，朱家是有头有脸的人家，这位“六少爷”本该养尊处优，怎么也想不到他能这么硬气。 后来国民党留下的档案里，还写着他“态度顽固”的评价，这四个字反倒成了他坚守信仰的佐证。 在看守所里，他不是孤军奋战，搞工运的地下党廖成林悄悄给了他不少帮助，还有“川西解放组”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也关在这里。 几个人隔着铁窗相互使眼色、传暗号，用眼神传递着坚持下去的力量。 可惜的是，这些战友后来都被枪杀在了外西抚琴台，没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 没多久，朱君友被转到了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这里关押的都是“要犯”，处境更危险。 1949年12月6日深夜，牢房的铁门突然被打开，特务喊他的名字，让他跟着走。 他以为自己要被处决了，跟战友们匆匆告别，眼里满是不舍。 可走出牢门的那一刻，他愣住了——妻兄杨夷甫和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正站在那里。 杨夷甫是国民党四川省行辕的上校高级秘书，徐中齐则是特务头子，而徐中齐当年是被他岳父杨维一手提拔起来的。 杨家在成都军政界的影响力不小，他的父亲朱茂先就是靠着这层关系，凑了10根金条贿赂特务当局，才从死囚牢里把他救了出来。 获救后，朱君友躲到了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直到解放军入城才敢回城里。 回城后他才知道，自己离开的第二天深夜，特务就把将军衙门监狱里的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装进汽车，拉到西门外的十二桥畔残忍屠杀——那就是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 他想起离开时和杨伯恺那匆匆一瞥，没想到竟成了永诀。 朱君友的经历，藏着地下工作者最真实的模样。 很多人以为地下工作者都是飞檐走壁的英雄，可他的工作里，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晚上整理情报时的专注，打理财务时的细致，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实则是革命事业的“两条腿”。 没有财务支撑，组织就没法运转；没有情报传递，前线就少了关键指引。 垂暮之年的朱君友，总爱跟儿子们讲当年的事，讲的时候眼睛里还闪着光。 他会说起杜可、吴惠安、杨伯恺这些烈士，说起杨伯恺慈祥和蔼的眼神，说起战友们在狱中的相互鼓励。 他说：“我能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跟那些牺牲的烈士比，受点委屈算什么。” 这份回忆从来不是负担，而是他留给后代最珍贵的遗产。 幸存者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活着，更在于把那些血与火的记忆传递下去。 朱君友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了一面镜子，照见了烈士们的忠魂，也照亮了后人前行的路。 【评论区聊聊】这位在酷刑中坚守、在幸存者身份里传承记忆的老人，是否让你对“信仰”有了更具体的理解？ （信源：朱君友——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