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他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一生从医60余载，做过上万台手术，从未错过一刀！ 1914年，裘法祖生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书香世家，18岁那年，他考进同济大学医学院预科班，头件事就是苦学德语。 那时西医先进知识多藏在德文书里，不懂德语根本没法深钻，原本按部就班的求学路，在1933年春末那个傍晚彻底拐了弯。 那天天刚黑，母亲突然捂着肚子倒在椅上，疼得浑身发抖、呻吟不止。 家里人慌了神，连夜请来城里最有名的老中医和西医，可俩大夫围着看了半天，都皱着眉摇头说：查不出病根，没辙。 就这么熬了大半夜，母亲在痛苦里咽了气，19岁的裘法祖抱着母亲冰冷的身体，眼泪砸在衣襟上，心里像被刀割。 办完丧事，他翻出家里所有西医书籍，一本本啃、一页页查，终于在一本德国医学专著里找到答案——母亲得的是阑尾炎，在国外十几分钟的小手术就能治好。 就因当时国内医术落后，这常见病竟夺了母亲性命。 裘法祖把书狠狠拍在桌上，指节攥得发白，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学最顶尖的医术，再也不让别的母亲因这种“能治的病”离开孩子。 从那天起，他宿舍的灯成了医学院最晚灭的那盏，德语单词背到舌头打卷，解剖图绘了一张又一张，连吃饭走路都在琢磨病例。 1936年，裘法祖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深造，刚到德国时，不少同行瞧不上这个中国学生，觉得东方人搞不好外科手术。 他不吭声，只比旁人更拼命的学习，第七年便被提拔为外科主任，这在德国医学史上，从没华人做到过。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正在讲课的裘法祖当场红了眼。 他当天就递了辞职申请，同事们劝他：“你在这儿地位高、待遇好，回国吃苦图啥？”他只说：“祖国需要医生，我的病人在那儿。”打 包时，他把所有积蓄换成医疗器械，装了满满两大箱带回国内。 1983年入党时，他在申请书里写的话道尽初心：“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回国后，裘法祖很快发现症结：当时国内医院就一个“大外科”，骨科、胸科、小儿外科的病都归一群医生看，医生啥都得会点却啥都不精，不少病人因诊疗不精准耽误病情。 他决心改革，可这话一出，不少老医生反对：“祖宗传下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 裘法祖不反驳，先在自己科室搞试点，把阑尾炎、胆结石等常见病归为普通外科，专派医生钻研。 没半年，科室治愈率大幅提升，原本要住半个月院的病人，一周就能出院。 看到效果，其他科室纷纷效仿，没多久，国内外科就分成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多个专科，诊疗水平一下提了上去。 手术台上，裘法祖练出一手“绝活”，他的手术刀像长了眼睛，“稳、准、轻、细、快”的“裘氏刀法”成了同行标杆。 他教年轻医生时，会让人拿三张纸放在桌上，要求划开前两张、第三张不能破——这功夫好多人练好几年都达不到，他闭着眼都能做到。 凭着这身本事，他改进数十种手术术式，从医六十多年做了上万台手术，从没出过一次差错。 抗美援朝时，他带医疗队赴前线，在零下几十度的坑道里连做数台手术，几天几夜不合眼；血吸虫病流行时，他扎进疫区，踩着烂泥给村民看病。 农村巡诊时，他专挑山路最难走的村子去，村民们都说：“裘大夫来了，心里就踏实了。” 除了看病，裘法祖在带学生上花的心思一点不少。 从六十年代起，他培养出三代学术带头人，如今不少大医院的外科主任都是他的徒子徒孙。 他常跟学生讲“三会三知”：手术要会做、经验要会写、上课要会讲；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学生们把他的话记在心里，也把他的作风传了下去，这就是外科学界人人敬佩的“裘氏风范”。 三国时名医董奉行医从不收钱，只让痊愈的病人种棵杏树，最后屋后成了一片杏林。 裘法祖从没记过自己救了多少人、做了多少手术，可那些被他救过的人都记着。 有病人痊愈后，每年给他寄自家种的橘子，一寄就是二十年；他带过的学生成了名医后，还保留着他教的“划纸练刀”习惯。 他就像董奉，没刻意种过一棵杏树，身后却已是枝繁叶茂的杏林。 有人说，医生只要医术好就是好医生，可裘法祖用一辈子证明，这话不全对。 医术是医生的本事，仁心才是根。 他的仁心，是失母后立下的誓言，是放弃优渥生活回国的抉择，是疫区和前线的坚守，是对每个病人的耐心尊重。 真正的医者仁心，从来是医术和医德相辅相成，是把病人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用一辈子坚守诠释“救死扶伤”的重量。 【评论区聊聊】医术可凭岁月磨，仁心须以初心守。 （信源：「百年风华 医者榜样」裘法祖：裘氏刀法代代传——人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