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一药商放弃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将乙肝疫苗研发技术以700万美金的超低价转让给中国。是大爱无疆还是另有所图？ 要搞明白默克为啥这么干，咱们必须先穿越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那时候，我们的“敌人”不是航母，而是一个看不见的病毒——乙肝。 1992年，卫生部搞了个全国大调查，结果是：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1.2亿人。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这病会“遗传”——当然，不是真的遗传，而是母婴垂直传播。 那时候，人口出生率正高，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因为病毒，很多孩子一出生，就“继承”了父母的病，一辈子都可能活在肝硬化、肝癌的阴影下。这哪是生孩子，简直是在复制悲剧。 面对这个“国难”级别的问题，我们难道没想过办法吗？ 想了。我们的科学家，比如陶其敏教授，拼了命，也搞出了第一代疫苗。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那是“血源性乙肝疫苗”。 这名字一听就让人心里咯噔。它是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里提取的。这就带来了三个致命问题： 不安全：灭活万一不彻底，打疫苗就等于在“投毒”。 量太少：靠“抽血”来生产，全中国的携带者都抽干了，也不够全国人用。 贵得离谱：当时一支疫苗要80块钱。可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收入可能也就30多块。谁用得起？ 所以，我们当时的处境就是：有1.2亿人陷在泥潭里，我们手里有根“绳子”，但这根绳子既不结实，还贵得要死，根本拉不动几个人。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好消息。 默克公司搞定了，他们用“基因重组”技术，做出了第二代乙肝疫苗。这技术安全、高效，最关键的是，它可以像酿啤酒一样大规模生产。 这不就是救命的药吗？ 中国赶紧派人去谈。我们想买疫苗。默克公司当然高兴，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但谈判一开始，气氛就凝固了。 默克公司是企业，开门做生意，得报价。他们算了算，一个疗程三针，报价100美元。 这个价格在美国市场非常公道，毕竟研发投入是天文数字。但中国代表团的人听完，心估计都凉了半截。 1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天价。别说100美元，10美元我们都拿不出来。 要我说，默克公司当时也挺懵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穷”市场——一个需要数亿支疫苗、却连一分钱都掏不出来的国家。 这就是那“数百亿美元利润”的真相：它根本就是个“理论数字”。就像你指着撒哈拉沙漠说“这里有卖矿泉水的巨大商机”，可那儿的人根本买不起水。 谈判陷入了僵局。我们买不起，他们卖不掉。 关键时刻，改变局面的，是一个人。 他就是当时默克公司的总裁，罗伊瓦杰洛斯。 这个瓦杰洛斯，你得了解下他的背景。他可不是华尔街那帮玩金融出身的CEO。他本人就是个顶尖科学家，希腊移民家庭出身，是靠着对医学的热情一路干上来的。 在默克公司内部，他有个信念：“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 当瓦杰洛斯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后——1.2亿携带者，每年2000万新生儿毫无防护——他没法像个纯粹的商人那样去思考“利润最大化”。 他看懂了那“100美元”的报价毫无意义。他也看懂了，如果默克死抱着技术不放，中国那几代孩子就全完了。 于是，瓦杰洛斯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董事会都震惊的决定。他对中国代表团说： “100美元的疫苗你们买不起。那我们不卖疫苗了，我们把技术转让给你们。” “你们自己建厂，自己生产。” “价格呢？700万美金。这笔钱不是技术转让费，这是我们派工程师去中国，手把手教你们建厂、培训你们工人的成本费。” 这就是那700万美金的由来。 默克公司放弃了那“虚无缥缈”的数百亿利润，换来的，仅仅是“不亏本”地帮中国建了条生产线。 默克公司是“大爱无疆”还是“另有所图”？ 它既不是纯粹的“大爱”，也谈不上“另有所图”。 但你说他“另有所图”？ 有人说，他们图的是“长远布局”，是“打开中国市场”。 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默克转让的是全套技术，没有任何专利限制。这意味着，中国学会了，就能自己生产，跟默克再没半毛钱关系。 这种“自杀式”的市场准入，你见过吗？ 唯一的“图谋”，可能就是瓦杰洛斯本人的“图谋”。 他是一名医生，他的初心是“医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他图的，是让中国的乙肝病毒，在50年内被彻底消灭。 他图的，是他作为一名医学家，“始终确守初心，纤毫物欲不相侵”的良心。 1993年，在默克工程师的帮助下，中国的第一批重组乙肝疫苗生产线在北京和深圳建立起来了。 1994年，国产疫苗开始量产。 我们必须感谢国家的“计划免疫”政策，感谢中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记住30年前那桩“傻”生意，记住那个叫罗伊瓦杰洛斯的美国老人。 他没有从中国赚走那“数百亿”，但他拯救了我们整整两代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