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一八旬老奶奶每月有4700元退休金，但因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三子女不赡养自己，不得不雇佣保姆照料起居。然而，老奶奶的退休金难以覆盖保姆费和医疗费用，求助子女分担，又被拒绝，三子女认为母亲有退休金就不该额外花钱请保姆。无奈之下，老奶奶将三子女诉至法院，要求平担费用。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在某小院里，住着一位年过八旬的高奶奶，她头发花白，步履蹒跚，但精神状态却还算可以。 高奶奶每月有4700元的退休金，这笔钱来自她年轻时在单位辛勤工作的积累，退休后，她本指望靠着这笔钱安度晚年，却不曾想，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高奶奶患有高血压、关节炎这些老毛病，这使得其连简单的家务都难以应付，去年冬天，她不慎摔了一跤，虽无大碍，却让她意识到独自生活的风险。 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高奶奶雇佣了一名保姆，帮忙料理日常起居和简单的护理工作。 不过，保姆每月费用不菲，加上医疗开支，高奶奶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不得不动用微薄的积蓄。 高奶奶有三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不算富裕，但都有稳定的收入，她曾多次打电话给孩子们，委婉地提出希望他们能分担一部分赡养费，尤其是保姆的费用。 然而，每次通话都以不欢而散告终，大孩说：“妈，您有退休金，够花了，请保姆太奢侈了。” 二孩则表示：“我们自家也有孩子要养，压力大。” 三孩干脆避而不谈，推说工作忙。 高奶奶心里明白，孩子们不是没能力，而是觉得她“没必要”花这个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高奶奶的积蓄越来越少，她开始焦虑起来，保姆小张是个热心肠，看她为难，便建议道：“高奶奶，您这样硬扛着不行啊。法律上，子女有赡养义务，您可以去找法院帮忙。” 高奶奶起初有些犹豫，她不想和孩子们对簿公堂，怕伤了亲情，但现实逼得她无路可走。 无奈之下，高奶奶鼓起勇气，将三个子女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分担赡养费，特别是保姆及医疗等必要开支。 在法庭上，高奶奶方强调，高奶奶的退休金虽能覆盖基本生活，但无法应对因身体健康问题产生的额外开支，雇佣保姆是出于医疗和安全的必要，并非奢侈消费。 然而，三个子女在庭审中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提出如下抗辩理由： 第一，老妈每月有4700元退休金，这在南京不算低了吧？她完全可以用这笔钱生活，请保姆是多余的开销。我们自家也有房贷和孩子教育要负担，哪能随便掏钱？ 第二，保姆费不属于必要开支，如果她身体不好，我们可以轮流照顾，或者送她去养老院，何必非要雇人？ 第三，老妈有固定收入，赡养义务应当免除或减轻，保姆费用是非必要的，子女没有法律义务分担。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法院指出，赡养义务是成年子女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其启动与履行并不以父母“零收入”为前提。 本案中，高奶奶每月4700元的退休金，其性质是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障，当此收入不足以覆盖因年龄增长、疾病困扰而产生的特殊、必要的额外开支时，子女的赡养义务便应适时、适当地启动和履行。 三子女将高奶奶有收入直接等同于无需子女赡养，是对法定赡养义务的严重误读，实质上架空了赡养义务的法定性与强制性。 况且，赡养义务并非单一的经济供养，它内在地包含了生活上照料与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子女们若因工作、地理或其他原因无法亲身履行照料义务，则通过支付费用的方式保障老人能获得同等质量的生活照料，正是其履行法定扶助义务的体现形式之一。 此外，高奶奶年过八旬，身患疾病，身体状况不佳，独居生活已存在显著的安全隐患。在此情况下，确保其日常生活有人从旁协助，防止意外发生，已构成其最迫切的“特殊需要”。 而雇佣保姆提供起居照料、简单护理及安全保障，是直接回应这一需要的合理措施，该费用并非为了追求奢侈享受，而是为了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必要支出。 法院认为，在三子女无法提供等效于保姆的专业、稳定照料服务时，否定保姆费用的必要性，无异于剥夺了高奶奶选择合理且必要生活方式的权利。 所以，高奶奶为保障其基本生存安全而雇佣保姆，所产生的费用理应纳入赡养费的范畴。 不过，法院并未直接判决，而是组织高奶奶及三子女进行了调解，耐心地向子女们解释了赡养责任的法律规定和伦理责任，取得了三子女的理解。 经过几轮调解，各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意按比例每月共同支付2900元用于支付保姆费。 最终，法院根据各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作出了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