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地主傅德辉被搜家，原以为这是一个坏地主，谁知人们却从他家搜出一张借条：“借得傅德辉名下大洋100块，借款人——朱德！” 1950年的冬天，重庆市长寿县新市乡的减租退押工作队正挨家排查，到了地主傅德辉家，队员直接问：“还有没可退押的东西？” 傅德辉低着头想了半晌，转身进屋搬来木梯，从屋梁挂着的竹提篼里，取出个裹得严实的牛皮纸信封。 双手递过去时他说：“实在没别的了，就这张借条。” 队长接过一看，脸色当即变了，借据上写着“借得傅德辉名下大洋100块”，借款人落款竟是“朱德”。 围观的村民哗地炸开了锅，有人说地主怎会跟朱总司令扯上关系，有人猜是同名同姓的巧合，队长攥着借条的手都紧了，急忙往上报。 消息一路从乡到县，再到川东行署，最后传到了中央。 这张借条藏了25年，背后是段异国他乡的交情。 傅德辉不是普通地主，1898年出生在长寿的富裕人家，叔父是同盟会会员，打小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 1919年他考进北大化学系，1924年又赴德国留学，先读柏林大学，后来专攻水泥技术。 在德国期间，他开了家豆腐坊，既靠卖家乡风味挣学费，更成了留德学生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据点。 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朱德。 那时候朱德刚辞掉云南陆军宪兵司令的中将军衔，经张申府、周总理介绍入了党，到德国寻革命真理。 同为四川老乡，又都怀着救国之心，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1925年朱德遭了难，参加工人运动时被德国政府逮捕，驱逐出境，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学军事，可当时党经费紧张，朱德自己打零工攒的钱更是不够。 傅德辉得知后直截了当：“朱兄，去苏联的费用我来出，你安心去学习。” 朱德却不肯含糊，握着他的手说：“亲兄弟还明算账，今日必须立张借据，日后必定奉还。” 傅德辉拗不过，只好收下这张借条，他没想着要还，只当是革命情谊的见证。 那年朱德登上去苏联的火车，傅德辉在月台挥手送别，两人这一别，就断了音讯。 1931年傅德辉学成回国，民族实业家卢作孚专程到上海请他，要办四川第一家水泥厂。 他背着行囊走遍川东勘测，最后选定重庆南岸玛瑙溪建厂，1937年投产时，填补了四川建材的空白。 可没过多久，他就因看不惯厂方胡作非为，又瞧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索性辞职回了长寿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他这地主身份成了麻烦，三天两头被批斗，却从没跟人提过和朱德的过往，更没敢联系老友，他怕自己的身份给朱德添麻烦。 那张借条，就成了他深夜独对时的念想，看够了摸够了，再仔细藏回屋梁的竹提篼里。 而朱德这些年也没断过寻找，可茫茫人海，始终没消息。 借条现世的消息传到朱德耳中，他当即给地方政府发去指示：“务必保证傅德辉安全，尽快送他到北京。” 北京相见时，两位老友握着对方的手，眼泪都没忍住。 朱德记着当年的雪中送炭，傅德辉感激老友的救命之恩。 知道傅德辉在化学领域有真本事，朱德便安排他到适合的岗位发挥所长。 在北京学习三个月后，傅德辉揣着重新燃起的报国心回到四川，先当省工业厅化学室主任，后来调去西南工业部筹建实验室，再到勘测院西南分院，干的每一样都有声有色，还得过先进称号。 1964年他告老还乡，没事就练书法，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送给乡邻，还买笔墨纸砚送给爱写字的年轻人。 1975年他生病，政府派人悉心照料，1976年安详离世，享年78岁。 巧合的是，同一年，朱老总也与世长辞。 这段故事里，最打动人的从不是100块大洋的资助，而是两种身份背后的真心。 傅德辉是地主，却在国家危难时舍财助革命，得势时不攀附，落难时不拖累；朱德是总司令，却对私人相助守诺数十年，掌权后不忘旧友，更爱惜人才。 他俩的交情，打破了身份标签的束缚，靠的是“救中国”的共同心思。 傅德辉的一生更藏着近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模样，留洋学技术是为实业救国，办水泥厂是为填补空白，晚年投身建设是为强国出力，哪怕中途失意，也从没丢了报国的初心。 那张泛黄的借条，是革命年代的信义勋章。 朱德立据，是把私人恩情和革命责任分得明白；傅德辉藏据，是把友谊和革命护得周全。 这纸薄薄的借条，装着的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信与义，是共产党人公私分明的初心。 一张借条，藏了二十五年；一段情谊，暖了半生岁月。 【评论区聊聊】谁说地主就一定是坏人的呢？ （信源：【红色记忆】朱德的借条‖黄盈明 陈龙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