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在抗战时期波谲云诡的上海情报战场，袁殊是个绕不开的传奇。 他身兼日方“岩井公馆”情报员、国民党军统有功人员、汪伪政权要职者、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五重身份，而最核心的身份，是一名坚守信仰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 1938年的上海，日寇扶植的汪伪特工总部在极斯菲尔路76号站稳脚跟，丁默邨、李士群麾下的爪牙疯狂镇压抗日运动，爱国人士接连遇害，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此时的袁殊已在多重身份间周旋多年，接到了军统“干掉李士群”的命令。 李士群深谙暗杀之道，防范密不透风，居无定所且出没无常，常规手段根本无从下手。 袁殊实地侦察后手绘地图，敲定挖掘地道一锅端76号的方案，也得到了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 没等行动，王天木与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就被李士群捕获，二人全盘供出计划，袁殊转眼落入76号手中。 过往交情在暗杀图谋面前不值一提，李士群的暴怒让袁殊身陷绝境，生死只在一线间。 危急关头，多年地下工作练出的应变能力救了他。 他利用日本领事馆情报员身份，把被捕消息传给日本领事馆情报人员岩井英一。 与此同时，得知袁殊遇险的潘汉年立刻安排袁殊妻子马景星直接给岩井英一打电话求援。 岩井英一愿意出手，一是日本外务省与76号背后的军方派系矛盾尖锐，二是看中袁殊懂日语、善撰文的能力，想借“以华制华”为日本服务。 双重推动下，被关押一个月的袁殊，由已升任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出面，从76号移交外务省审查，成功脱险。 脱险后的袁殊没得到真正自由，岩井英一将他安置在百老汇大厦，派两名部下明为保护实为监控。 没多久，岩井英一要他写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这明摆着是要他公开投靠日方，从幕后情报员变成人人唾骂的“落水汉奸”。 袁殊赶紧向潘汉年汇报，在授意下决定将计就计，走上了最艰难的潜伏之路。 他以军统人员身份答应合作，很快写出《兴亚建国论》，概括了与岩井英一“商谈”的中日大局“意见”，1939年11月以假名“严军光”在中日各大报刊发表。 可李士群很快把“严军光即袁殊”的消息捅了出去，再加上熟悉他的人认得出签名手迹，袁殊“汉奸”的骂名从此传遍上海。 面对军统，袁殊悄悄给戴笠写信，说自己因王天木出卖被捕，借岩井英一营救之机与日方合作，虽身陷敌营却不忘抗日，愿打入内部继续效力。 戴笠回信慰勉他继续为军统做事，袁殊也借此维持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在中共、军统、日方三方势力间稳住了平衡。 在岩井英一的扶持下，袁殊组建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成了掣肘汪精卫的另一股伪政权势力，之后又负责日本特工机关“岩井公馆”，还陆续担任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要职。 没人知道，这个风光的“汉奸头目”早已把陈孚木、恽逸群等地下党员安插进“岩井公馆”，把这里变成了中共的秘密情报据点。 潘汉年甚至在公馆里设了与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有下属报告电台可疑，被袁殊严厉训斥回去，电台运转10个月后因敌方盘查过严才转移。 担任汪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时，袁殊及时给党组织送苏南日军兵力部署和清乡方案，还建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据他回忆，把日军清乡情报告知潘汉年后，新四军在清乡重点地区的部队，靠群众帮忙准备的方桌和门板，夜里跳过竹篱笆成功撤离，躲过了重创。 1940年初，袁殊与陈孚木作为“兴亚建国运动”代表，受日本外务省邀请访日。 在日期间，他观察军政动向，结合日本间谍活动分析，敏锐判断出日军会放弃“北进”攻苏，转而“南进”向东南亚扩张。 这个关键情报经潘汉年上报延安后，中共立刻通报莫斯科。 当时苏联正面临两线作战，为防日军“北进”在远东囤了大量兵力，拿到情报后放心调出几十万兵力增援西线，极大缓解了反法西斯战场压力。 而岩井英一每月给“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20万元军票，不少都经袁殊之手由翁从六经手，变成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袁殊晚年记得，曾一次给翁从廿五万元老法币，专门供《救亡日报》买印刷器材，这事当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很清楚。 袁殊的五重身份看着复杂，实则每一种都是践行信仰的工具。 日方身份给他打掩护，军统身份帮他挡猜忌，汪伪身份让他拿到核心情报，中共特别党员身份才是撑他走过黑暗的根。 地下工作的性子，注定袁殊要在刀尖上走，他每回选择都赌生死，每个决定都牵全局。 没有光鲜头衔，没有公开荣誉，只能在暗影里默默扛着。 【评论区聊聊】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位背负骂名却坚守信仰的地下工作者？ （信源：五重间谍——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