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元：中国大陆为什么一再强调抗日战争是从1931年开始的，而国民党的基调却是从1937年开始的，根本原因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1931年，“九一八”的枪响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主权在东北地区首次遭到严重践踏的历史节点。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东北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抗。 那种在极端条件下自发组织的武装抵抗，无论从历史记载还是现实成效看，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先觉性与行动力。 相较而言，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虽然在外交层面做出一定表态，但在军事上并未果断出兵，实施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这也被不少历史学者批评为消极抵抗。 而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的转折点。国民党当局在这一事件后，终于放弃了对日不抵抗政策，开始动员全国资源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部署。 从军事动员规模和政治动员广度来看，这无疑是抗战史上最具标志性的节点。也是因此，国民党及其相关史观倾向于将抗战起点定格在这一年，强调的是中央政府的全面出击和全国范围的抗战局面。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1931年还是1937年，而是“谁最早开始抵抗，谁承担了最艰苦的斗争”。 中国大陆坚持从1931年算起，是因为在这六年间，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作战，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这段历史并非简单的区域性冲突，它延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斗争之孤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正统性的早期基础。 这种坚持不是为了争抢抗战话语权，而是要还原“抗战是全民族的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没有大规模会战、没有中央政府主导，就抹去那段最艰苦卓绝的抵抗。 理解这两种不同起点的认定，其实要回到一个被反复提及但也常被忽略的问题：谁在历史中书写历史？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历史书写成为双方争夺合法性的重要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主导的历史叙述体系将抗战起点前移至1931年，是为了凸显共产党在抗日救国中的先锋地位，也为其后来获得全国政权奠定道义基础。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历史教材和官方陈述中则着力强调1937年之后的抗战，是国民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抗战代表，强调的是外战主场与外交斡旋。 这种历史起点认知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两岸民众对抗战的感知上。大陆民众熟悉的是杨靖宇、赵一曼、八路军、新四军，是敌后战场的英勇斗争；而台湾民众熟知的是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远征军入缅，是正面战场的正面对抗。 这种集体记忆的差异，正是由不同的历史起点设定所塑造的。因此，蔡正元的这番话，不只是历史争议，更是两种历史认同的碰撞。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既不能忽视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艰苦抗争，也不能否认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 历史是复杂的，抗战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沉重也最团结的篇章。抗战的起点，从1931年或1937年来看，反映的是不同历史主体对自身定位的强调，而不是对历史真相的否定。 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强调1931年作为起点，是为了完整还原抗战全过程，强调抗战不只是国家层面的军事反应，更是民族自觉的觉醒过程。 从被动外交到主动战斗，从地方游击到全国动员，这是一场逐步深化的民族抵抗，而不是某一时点的突然爆发。 而且，这种叙述方式也更能凸显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时刻的担当，有助于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符合当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主旋律。 而国民党强调1937年，是因为从那个时间点起，抗战才真正进入中央政府组织领导、大规模部署的阶段。 这种叙述方式，强调的是体制内的国家行为，是具有法理合法性的主权抵抗。对于当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来说，这样的定位有助于维护其在历史中的正当性与核心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1931年与1937年之间的六年，不应被抹去，也不应被轻描淡写。它是中华民族从沉默到奋起的过渡，是中国共产党从边缘走向中央的起点，是东北人民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的见证。 理解这段历史，是理解中国如何走到今天的一把钥匙。所以，1931年不是一种偏执的坚持，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历史不是用来争论的，而是用来铭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