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卧病在床的？在德国的中国人说，欧洲老人等到年龄大后，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的人少之又少，与其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他们更愿意用仅剩的时间去享受剩下的时光，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 欧洲老人很少卧病在床靠管子续命，真不是单纯心态好，而是从法律到钱袋子，再到整个社会环境，都给了他们说“不”的底气，反观咱们的“续命流水线”，缺的恰恰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支撑。 就像那位德国72岁的胰腺癌老爷子，敢拔针管开房车环游地中海，根本不是一时冲动，他兜里揣着的生前预嘱就是“免死金牌”这东西在德国超过70%的老人都有，白纸黑字写着失去意识就放弃抢救，医院敢不认？家属敢逼他？门儿都没有。 这种文书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废纸，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死亡自主权”的认可。瑞典的医院更直接，老人要是没法进食，不会硬插胃管打点滴，就算得了肺炎，也未必给抗生素，医护人员的逻辑很简单：生命是用来享受的，不是靠机器硬撑的。 反观咱们这儿，生前预嘱普及度低得可怜，上海当年推“生前契约”，半年才签了100单，多数人觉得提“死”就是触霉头，更别说提前约定放弃抢救了。 结果就是，病房里常能看到老人插满管子昏迷不醒，家属在外面哭着求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没人问过老人自己想不想要这种“活着”，毕竟“不孝”俩字比啥都重，家属哪怕知道老人遭罪，也不敢松口，怕被戳脊梁骨。 更关键的是，欧洲老人的潇洒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德国男性退休后每月平均能拿1222欧元养老金，就算女性少点也有797欧元，足够自己过日子，不用靠子女养老，自然不用看儿女脸色做决定。 他们的医保也不鼓励过度治疗，高收入国家给终末期患者提供居家缓和医疗的比例高达81%，这笔钱不用自己掏，老人当然敢拒绝没用的化疗。 咱们呢，不少老人得靠子女出钱治病，子女就算想让老人少遭罪，也怕被说“舍不得花钱”，只能硬着头皮上各种治疗，最后老人遭罪，子女也背上一身债。 更讽刺的是，咱们的安宁疗护机构才刚过1000个，还大多挤在大城市，普通人想找个能安详离世的地方都难，只能往ICU送，一进ICU就由不得自己了，各种管子先插上再说,社会观念的差异更是刻在骨子里的。 西方打小就有“向死而生”的教育，觉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没什么好回避的,澳洲104岁的科学家大卫·古道尔，就因为摔了一跤不能独自过马路，觉得没了尊严，直接去瑞士安乐死，临走前还吃了最爱吃的鱼薯条，听了贝多芬的交响曲，最后催着医生“别等了”。 还有个英国婆母，85岁后记忆力衰退，后来得个尿路感染，这在咱们这儿打几天针就好的小病，她硬是拒绝吃药吃饭，家人和护士都没逼她，最后安安静静走了,她早就说过不想当“社会的负担”。 这种对生命尊严的坚持，在咱们这儿常被当成“不孝”，就像有主持人把父母接到大城市，以为是孝顺，结果父母没了老邻居，天天闷在家里，反而活得不开心，这就是把自己的“孝”强加给了老人,医疗体系的逻辑也完全不一样。 英国光注册的临终关怀机构就超过200家，每年服务30多万人，还有12.5万名志愿者帮忙，老人可以选在医院、家里或者专门的机构离世，81%的全科医生会主动照护临终患者，不用家属求着办事。咱们的医院还在忙着“治病救人”，北京协和医院想搞缓和医学科，都有同事提醒“别沾死人的事，说不清”，医生怕担责，自然只会一个劲上治疗，不会问老人想怎么活。 荷兰更直接，2002年就立法允许安乐死，患者只要头脑清醒、病情无法治愈，就能申请，还有医生、专家、律师组成的小组评估，保证没人逼他做决定。 咱们呢，连“安乐死”立法都还在讨论，老人想有尊严地离世，连个合法渠道都难找。 说到底，欧洲老人能捧着夕阳过日子，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整个社会给了他们选择“怎么活、怎么死”的权利和底气：有文书保障意愿，有钱支撑生活，有机构提供服务，还有观念认可尊严。 而咱们的“续命流水线”上，老人没话语权，家属有顾虑，医院怕担责，最后大家都被“活着”俩字绑架，没人在乎这“活着”到底有没有质量。 就像那位德国老爷子环游地中海时拍的照片里，他和老伴坐在海边笑得多开心，这背后可不是一句“心态好”能概括的，是一整套社会体系在托底，而这恰恰是咱们现在最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