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女大学生朱力亚被黑人男友马浪传染得了艾滋病，经过痛苦的沉沦过后，朱力亚振作起来，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2004年5月，西安老家的木桌上，一叠印着“武汉某大学保送通知书”字样的笔记被撕得粉碎。 朱力亚蹲在桌边，指尖沾着纸屑，目光落在桌角那张揉皱的HIV确诊报告上。 三天前，她从武汉疾控中心回来，还没来得及告诉父母，就先收到了学校的劝休学通知，附带的还有马浪的真实资料：赞比亚人，已婚，入境时隐瞒艾滋病病史，而自己，是他传染的第七个女生。 此前的她，还沉浸在被保送的喜悦里。 2002年秋天，刚从中专考上这所大学英语专业的朱力亚，总在笔记本上写“要考托福，带爸妈去看海”。 周末在学校附近的书店兼职时，她遇到了马浪。 对方用流利的英语跟她聊《飘》，说自己是“巴哈马来的医学研究生，父亲是商人”，还常给她带国外的糖果，包装上的外文她看不懂，却觉得那是“远方的浪漫”。 相处半年后，两人在校外租了房。 马浪总说自己“水土不服”，频繁咳嗽、发烧，朱力亚就每天给他煮姜汤，甚至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给他买进口药。 直到2003年底，马浪突然说“父亲病重，要回巴哈马”，走前还抱了抱她，说“等我回来就带你见家人”。 可从那以后，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微信头像也换成了灰色。 2004年3月，学校国际交流处的老师找到朱力亚，递来一份遣返文件。 她才知道，马浪根本不是巴哈马人，也不是医学研究生，只是赞比亚的普通务工者，早就结了婚，还带着艾滋病。 老师说“你最好去做个检查”时，她的腿一下子软了，扶着墙才站稳。 确诊结果出来那天，武汉下着小雨。 朱力亚没打伞，走了三个小时才回到出租屋。 她把马浪留下的衣服、书籍全塞进垃圾桶，却在看到那本写满英文情话的笔记本时，蹲在地上哭了——那里面有她摘抄的诗句，还有马浪画的歪歪扭扭的爱心。 回西安后，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母亲敲了好几次门，她都假装没听见。 有天夜里，她听见母亲在门外跟父亲说“丫头是不是在学校受了欺负，瘦了这么多”，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她偷偷翻出母亲的降压药，想一口气吞下去，却在看到药盒上“活下去”的便利贴时，停住了手。 那是母亲写给自己的，怕忘记吃药。 转折发生在一个傍晚。 朱力亚无意间打开电视，看到一档防艾节目，里面有个和她一样的患者说“我以前也想过死，但想到还有人会像我一样被骗，就想站出来提醒他们”。 这句话让她猛地坐直身子。 她想起老师说的“还有六个女生被感染”，想起自己当初如果多了解一点防艾知识，或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走出房间，跟父母说了实话。 母亲当场哭了，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丫头，爸支持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得到家人的支持后，朱力亚联系了武汉的记者，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她要做一个惊人的决定：以在校女大学生的身份，公开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去给更多人讲防艾知识。 2005年初，朱力亚第一次站在高校的讲台上。 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手里拿着那本被撕过又粘好的笔记，平静地讲自己怎么被骗、怎么感染。 台下有人小声议论，有人甚至站起来骂她“活该”，但她没停下。 讲到“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时，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不想再有人像我一样，把青春毁在谎言里。” 从那以后，她跑遍了湖北、陕西的十几所高校。 每次演讲结束，都会有学生围上来，跟她要联系方式，说“谢谢你提醒我”。 2006年，她还写了《艾滋女生日记》，把自己的经历和防艾知识写进去，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2009年，朱力亚因为并发症去世，年仅27岁。 但她的故事，却一直提醒着年轻人：爱情需要清醒，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她的母校每年都会举办防艾讲座，提起那个在2004年从深渊里爬出来，用自己的经历照亮别人的女孩。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