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最久的地下党，至死未暴露，97年中央领导证明：他是秘密党员。 有的人走了，墓碑上只留半句话，名字完整，身世不全，站在石碑前的人读不出过去，读得出的是那种按下去的气息，像是话没说完，像是还有人要接下去说。 一九九七年，《北京日报》登了一纸悼文，落款罗青长，篇幅不长，话不多，最醒目的那句是“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这句话像钥匙，十几字，掀开的是三十多年没被揭开的那层布。 时间往前翻，一九六二年，人走在四十八岁那年停下，墓碑上刻的是“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没写职务，没写级别，没写奖章，连“党员”两个字也没落下，来吊唁的亲友看着这行字，只当是位干过事的老同志，家里人收拾遗物，耳边只留一句话，“有事找组织”，找哪个，去哪问，谁都对不上口。 屋里书桌上的稿纸，字迹工整，衣柜里常穿西装，出门做事不带声响，这样的人，后来被中央点名，是秘密党员，是那种干情报、做策反、握着对手核心事务，还从不以组织身份示人的潜伏者，他的工作位置就坐在傅作义身边，听电话，改文稿，盯公文流转，敌我之间，桌案之隔。 一九三八年，他入党，山西大学法律系出来，文笔顺手，举止规整，被派去傅作义那里当秘书，这差事不算闲，离枪声远，离权柄近，潜伏这种事，多数人撑不过两个结局，一个是短打快走，拿到情报就撤，一个是身份被拆穿，人不见，线断掉，他没有走向这两条路。 一九三九年，反共风潮一起，地下交通线被连根切断，他和组织的联系被风沙刮没，他就自己给自己立了条规矩，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话不多，做得稳，从三九年到四六年，这七年没有上级点名，没有指令回路，没有暗绳接头，他在傅作义身边写材料，做汇总，核账目，外人看是参谋长助理，久了就成了那支笔，傅作义许多公开话语，他起句收尾。 四六年九月，集宁收复，傅作义兴头高，招手让他过来，说写封公开信，给毛泽东，口气平平，意思摆在那，阎又文心里清楚，这样的信一出，风向烈，他自己也要被人盯住，那段日子里他找回线头，重新接上组织，传去请示，回来的短句很巧，“请将不如激将，要他狂妄”，周恩来做的批评，路子一亮，他连夜起草，连缀几版，放桌上，傅作义拍案，说就这样，刊出的速度快，《中央日报》登，《解放日报》也登，朱德在文后批示，请发华北全军宣读，公开舆论把傅作义抬高，前线调度在暗里改向，北方几路人马听得更紧，纸面上的味道把对面麻掉，兵心却被熬热，这封信出门，潜伏的身份更稳。 一九四八年末，北平城里的气压低，人心往外看，中央要掌握傅作义的想法，蒋介石催他撤南，南线守江，动不动，怎么动，带哪几部，消息隔着墙壁，谁也抓不住实底，这时候阎又文把“南京作战会议”上的部署抄成原文，按单线送出去，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和华北部队合拢，北平的退路被锁，傅作义抬头看地图，安静下来算后路。 晚上的灯总是亮到很晚，阎又文坐在一边，拿着笔，不写，只说，说老蒋那边的盘子，说北平城里百万人的吃住，说外线合围的节奏，说你真要往绥远去，地广兵散，仓口不够，问责的事也会跟上来，在这边，谈，退，留，手里还有余地，话说到末了那句最直，“连委员长都败给毛泽东了，你又何必执着”，这一句落地，屋里静了很久。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的门开，和平解放，城在，人也在，古城的那些老东西没动，城里秩序慢慢转过来，很多人记住的是同一天升起的旗，另一边记住的人不多，坐在秘书位置上的那位，推动过几次关键转折。 北平事了，他没有转身离开，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以参谋长的名义，把绥远那边的事促成，董其武的决定在几次见面里变得清晰，公开起义，队伍整建制过来，编入新的序列，部队换番号，军官学习，制度重建，这些旧部后来在朝鲜战场也能打，很多细节上的磨合，都是他在场整理。 身子一直不算硬朗，长期劳顿压着，六二年病床边上，人走前，还是那句话，有事找组织，家里人记住这句话，心里却没钥匙，放回到桌案，也打不开，他走了很久，名分的事一直没有公开。 九三年，公安系统的一次聚会上，王玉看见了阎家的子女，寒暄几句，提到阎又文，说他是我们的人，消息传回去，才有后面的走访和查证，去看罗青长，翻档案，访当年的同事，记忆对上时间，一条条线拼在一起。 一九九七年，《北京日报》刊出《丹心一片照后人》，悼文落款正式，阎又文这个名字走到公众面前，用地下党员的身份出现，三十五年等来的不是镁光灯，是一句确认，墓碑上的那行字也就有了注脚。 隐蔽战线做成的事，人群里看不见热闹，往往是停在某个时间点上，换一个方向，几封信，几句劝，几个会，几次传递，纸面上的字被拿去用了，城里的人因此得安稳，参与的人退回日常，衣服还是那件，通勤路线还是那几步。
